運學的存在，弘揚了河東學風。至今，山西晉南全民對子弟讀書上進極為重視，曆年高考河東學子升學率位列全國前茅。
附：烏兒問答
山西方言，除了保有大量古音韻，還有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入聲極其豐富。
毛澤東有詞一首《念奴嬌·鳥兒問答》，所步正是入聲韻。這首詞公開發表在1976年，而早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就不知經由什麼渠道流傳到社會上，有油印本廣為翻刻。當時所讀到的同題詞，隻結末一句與後來公開發表者不同。油印本的句子是這樣的：”不須放屁，請君充我荒腹！”作者填詞年代在我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民饑饉，空腹荒慌；而國際上正是當時的蘇聯出了所謂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我們大言炎炎予以批判抨擊的關頭。這首原本就是針對修正主義的《念奴嬌》，油印本的結末句就顯得相當貼切。
1976年元旦，周總理病危之際，這首詞與《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一塊公開發表。後一首詞中偏偏又有”到處鶯歌燕舞”的句子，與當時國人極為陰冷的心情十分矛盾，頗難引發共鳴。毛澤東的一句什麼話、一首什麼詩，什麼時候發表、發表在什麼等級的報刊上，不幸都被把持了宣傳大權的”四人幫”作為尚方寶劍來揮舞。不止是拉大旗作虎皮，那寶劍真正可以殺人見血、砍頭落地隻當風吹帽。而就是這首次的公開發表，《念奴嬌．鳥兒問答》的結末句變成這樣：”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如果毛澤東的原詞本來就是這樣，那麼”文革”初期流傳的版本是怎麼回事？全詞俱都吻合，怎麼單單就錯了結末一句？如果”文革”初流傳的是作者的原詞，那麼公開發表時的改動，是作者親自修改的嗎？抑或是什麼人的膽量與權勢都大到那種程度，膽敢狂妄地改動主席詩詞？至少在當前，這還是個謎。破解它，有待時日，有待專門研究家來考證。
隻是，1976年元旦兩首詞發表的時候，由著名播音員以普通話美聲朗誦，許多地方不押韻。那樣的形勢，那樣的心情，聽那樣的官腔，就更加不悅耳。其實，就詩詞而言，毛澤東寫得相當好。隻不過用普通話來讀，不免煞風景。普通話的四聲，取消了入聲，而《念奴嬌·鳥兒問答》所步的偏偏正是入聲韻。
推廣普通話不過是半個世紀以來的事，我國古來所通行的官話四聲”平上去入”則包含入聲。在我國廣大地區，眾多的方言裏也極富入聲。或者說，古來的官話四聲所以包含入聲，恰恰在於入聲有豐厚的生活基礎和廣泛的實用價值。方便顯明的例子，是古來的文人做詩填詞多有步入聲韻者。如蘇東坡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李清照淒婉的名篇《聲聲慢·尋尋覓覓》，皆步入聲。毛澤東三十年代所寫的另一首《念奴嬌·昆侖》，也是入聲韻。
關於入聲的研究，就我所知專家教授們舉些例證，往往愛首先講廣州方言多入聲，其次則講上海方言及長沙方言也有不少入聲。這樣舉例，若非所見不廣，至少思路有偏。試問：唐詩宋詞廣泛采用入聲韻的時代，是廣州話和上海話以及長沙話流行的時代嗎？入聲，作為官話四聲之一，假如古來通行的官話主要是建立在北方音韻的基礎上，那麼入聲也應首先源出北方音韻。比方，由山西家用晉方言來誦讀一番上述詞章，隨口念來自然而然合轍押韻。三晉方言，入聲比比皆是，驚異研究家們何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新近的研究結論，把晉方言列為我國北方的主要方言。西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之，晉方言包括它豐富的入聲資源對北方音韻形成應有其不可或缺的功用。
曲藝小品中調侃廣東人說”鳥語”，其實許多地方的方言土語都是隻管本地人交流方便，外地人聽來都像”鳥兒問答”。方言不利於廣泛交流，因而倡導普通話。不過，正如京劇盡善盡美亦不能取代地方戲一樣，即便官方倡導、行政幹預，普通話亦難以完全取代地方話。廣東人要聽粵劇，紅線女該怎麼唱呢？況且，京劇昆曲的唱腔念白中還保有相當多的”尖、團”字，傳統與習慣並不允許把它們變成普通話。作為古典格律詩詞的欣賞，想要讀好《念奴嬌·鳥兒問答》，還必須是”鳥兒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