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源的《南華之夜話升庵》，以兩次寄宿南華縣的記憶引出對明代被貶狀元楊升庵的追述，勾勒出一代學者文人離亂坎坷的一生，資料性、學術性、文學性俱佳。彝族作家文藝的散文向來以筆調樸素為特點，他的《釋讀直苴》一文，對養育出像李世忠、楊森等楚雄重要文藝人才，吸引著像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深圳招商銀行臧金貴等彝州朋友的土地永仁直苴作了傾情解讀。另一篇《親親雙柏》，通過回顧自己在雙柏工作的經曆，重新喚醒了人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黃金時期的溫暖記憶，今天讀來，仍覺倍感振奮。這份關於文學的記憶在彭荊風的《1991年在雲南的一次文學聚會》中體現得更為直觀和充分，作為享譽文壇的著名作家，彭荊風先生參加過無以計數的文學活動，早已著作等身卻至今筆耕不輟。他的回憶帶有親曆性，讓人們分明感受到那個年代蓬勃昂揚的文學熱情。米切若張以文化散文寫作見長，《妙峰山德雲寺感悟記》一文顯示了他在散文結構、語言和思想悟性方麵的綜合實力。他在妙峰山居住的幾日，不僅是對山色的閱覽，更是一次陶冶佛性、提升智識的曆程，在他坦蕩暢懷的敘述中，才情卓異的高僧印嚴法師形象躍然紙上，無形中增添了這座滇中佛教名山的文化內涵。李玥的《悼古茶》以紫溪山上的一株名貴茶花之死為引子，縱覽曆史上關於名茶的詩文，旁征博引，頗見功力，歸結點卻是對現實茶花的關注，發人深思。春秋的《雙柏的意義》，從現實版圖、曆史源流和民族風俗考察雙柏的整體特征，凸顯出這塊隱於哀牢山腹部的邊陲之地的獨特意義。劉存榮的《我把黑井想象成一幅畫》，沒有滿足於對現成史料的輕鬆轉述，而是拋棄了浮光掠影的表層撫摸，以一雙腳去默默丈量黑井古鎮的肌膚，在獨具隻眼的觀察中，將黑井的曆史與現實風華銜接起來，融入自己創造性的曆史感悟，寫得細膩，密實，新見迭出。同樣寫風情景致，餘繼聰的《晾在陽光裏的五街》采取從形而下的視角觀察南華五街的寒冬太陽和高原藍天，筆下洋芋果、蘿卜絲，沾染著濃重的煙火氣息，在世俗風煙繚繞的五街，卻有著一座私人創辦的獨具特色的彝族文博園，吸引著許多慕名者遠道而來，讓人不禁為主人的桑梓情懷而感動。李夏的《夏天我在獨龍江邊》，以一個外來遊曆者的眼光，打量獨龍江的山水、人文、民俗等立體形象，可看作是對雲南風景的整體觀照。
詩歌寫作的精神性表現得更為突出，滇中山水風情的綺麗多姿，為詩人抒發內心情懷創造了廣闊的天地。鄭德開的《方山遊歌行一百二十韻》及更早發表的《春遊紫溪山歌行一百四十韻》，以古樂府歌行體的形式解讀這兩座滇中名山，內容涉及曆史、民俗、文學與自然環境，詩人腹笥繁富，各種史料信手拈來，語言氣勢磅礴，排山倒海，表現出狂放不羈的抒情主體形象，讀來有酣暢淋漓之感。瘦馬的《鐵犁狂想曲》飽含激情的血質，在對“鐵犁”的“狂想”中，讚歎的是人類推動曆史前行的偉力和麵對困難堅強不屈的抗爭精神，這正是創造文明所必須的精神與力量。詩為心聲，全詩陽剛與柔韌並列，沉鬱與激昂俱佳，真情洋溢，充滿了對大地的膜拜和眷戀。朱紹章的《歌雲南》分別對“雲南驛”、“雲南的雲”、“雲南山水”、“雲南的樹”和“雲南山歌”的特點作了勾勒，寥寥數筆，簡約精準地呈現其特征。同樣，楊洪昌的《金沙江》選擇了楚雄境內的多個景點為敘述焦點，用筆準確，文字輕柔，意象優美。而張學康的《用傷口呼吸》（組詩），則回歸於內心的默默傾述，在對外部世界的冥想中，映照的是內心世界的豐富和寬闊，流溢出詩人細膩的情思。縱觀四年來的散文和詩歌，作者在這片高原上以拔地而起的姿勢，飛翔於靈性的天空，無論寫史論事還是寫景抒情，都注重滲進自身濃烈的情感體驗，散發著溫熱的生命光澤。
三、本土文學的審美聚焦
文學評論在《金沙江文藝》中刊發的數量不多，通常是一期一篇，有的期出現空缺，部分作品為外地評論家所撰。這與楚雄本土缺乏文藝評論人才有關。當然這並非楚雄單有的不足，就雲南而言，文藝評論人才的匱乏已經遠遠無法與蓬勃發展的文藝創作相媲美，無法與雲南建設文藝強省的目標相匹配。以雲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成立大會為例，出席會議的143名代表及特邀代表中，專業來源涵蓋各個藝術門類，但代表平均年齡已達45歲，35歲以下的代表屈指可數，顯示出了嚴重的青黃不接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