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詩歌藝術的民族特性
少數民族詩人陣營龐大，因族別的不同，詩歌的文化指向、精神特征、藝術個性，甚至表現手法也是精彩紛呈，各有千秋，他們中的極大多數人都接受過現代文化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但詳細解讀其詩歌，不難發現其內部有著高度的藝術同一性，即其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和鮮明的民族意識。幾乎所有的民族詩人都不會刻意掩藏自己的民族標示，無論是思維、視角，抑或語言，都可看出來自民族傳統與現代教育之間的雙重印跡。
彝族普馳達嶺以虔誠敬畏的心態進入民族精神文化的深處，在靈魂根係的底部，尋找民族變遷的足跡，詩歌散發著濃重的鄉野心緒。對本民族精神之根的追憶是他從事現代性學術研究的永恒動力，詩歌彌散著豐富的圖騰幻象，充滿了深厚的彝族文化內蘊，夾以極具先鋒性的表述技巧，體現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融合。阿索拉毅是年輕一代中優秀的彝族詩人，他的《諾蘇列國略傳》，以逼近曆史細節的追述，提取出古國極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如南詔國的“強悍”，大理國的“愛情韻味”，夜郎國的“無知”，古滇國的“智慧”，三星堆王國的“貴族氣質”，白狼國的“樂典”等。簡明的標簽後麵，充斥的是一段或漫長或短暫的風雨之路，充滿著天崩地坼、風雲變幻和茹毛飲血，其間不但有開拓者篳路藍縷的艱辛，執政者勵精圖治的奮進，也有古國沉淪消失的悲壯和蒼涼。詩歌讓曆史的氣流湧進每一個諾蘇子孫的血脈，烙上了鮮明的民族心理的印痕。彝族魯娟的詩歌充滿神巫的夢幻語言，言語表麵萌動著隱秘的身體欲望，她以女性詩人特有的尖銳，潛入民族心理深處進行揭秘式寫作，以女性角色、民族詩人的雙重眼光打量世界，營造出深邃迷離的詩歌意境，內在精神指向了更為高遠的境地。作為優秀的“80後”彝族女詩人，魯娟把自己的衣袍之鄉當作精神磨礪的血地，返回傳統中吮吸母族的汁液，內傾式的寫作將為她的詩歌飛翔蓄滿騰空的力量。而更為年輕的彝族詩人沙也、吉爾色爾、吉洛打則和羌族詩人羌人六等，雖然接受了現代性的文化教育，但詩歌中的母語元素依然光鮮，他們並沒有虛化傳統，而是力求打通母族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通道，讓詩歌寫作獲得更強的精神穿透力。彝族阿蘇越爾的詩歌簡潔、幹淨，構思巧妙，語言精準，《這些年,想你》：“從心頭打馬揚鞭/轆轆而過/草叢中驚飛一隻隻雲雀/不經意間喚起的回憶撲滿天空/就像久違的詩行迎麵走來”。彝族吉日莫鐵《一隻戰敗的豹子》：“經過一場激烈的衛冕之戰後/傷痕累累地/它離開了故地/沿著一條以前的戰敗者的路/走去/而路的盡頭---墳場/卻遠遠地閉起了門/於是它選擇了一塊大岩石/狠狠地撞了上去”——何等的驚心動魄，與其屈辱地活著，不如尊嚴地死去，姓氏“吉日”是“離群之豹”的意思，隱喻了這個家族強健的體魄和精神。藏族卓倉·果羌的詩歌幾乎全是民族的元素：“我的骨骼鐫刻著祖輩的遺訓/我的血管流淌著馬蹄的聲音/我的雙眼盛滿芬芳的青稞酒/我的身上遍開迷人的格桑花”而且“我的左肩是蒼鷹/我的右肩是犛牛/我的身軀是佛龕下那盞永不熄滅的長明燈。”民族意識深深地嵌入了靈魂深處。這幾位詩人的寫作，都體現出極為鮮明的民族特征。
語言是文明的載體，是辨別民族與身份的標示，孫謙以一個穆斯林的赤誠，在本民族語言的內部打撈起一串串華麗典雅、光彩奪目的言語詞彙，認真辨析其內部的結構特征和意義指向。《穆斯林詞》彰顯出這個崇尚知識的古老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以及在今天仍具有的旺盛的文化創造活力。泰雅族瓦利斯·諾幹的《關於泰雅》，以一個嬰兒的出生和命名為線索，展現出泰雅族諸多講究的文化風俗，就文化人類學意義而言，具有不可複製的獨特性。彝族嘎足斯馬的詩歌充滿著對母語文化被忽視和遺忘的痛苦，他對母族的情感寄托於一襲彝族的百褶裙（《百褶裙》），寄托於一聲親切的“阿媽”（《阿媽》），甚至寄托於自己的一個彝名（《一個彝名的重要》），因為這些烙著民族標示的物象，不致讓自己在日趨民族大一同的社會中迷失了身份。因此，當他與年老的畢摩進行徹夜長談後，他深深歎息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剝離的命運，其間的悵惘與哀傷，足以讓每一個民族的歌者去體味。排灣族莫那能以殘缺的身體寫出人類最健康的思想，失明的雙目透視的卻是一個充滿光明和溫暖的世界，他的《恢複我們的姓名》，把民族的自尊與自重濃縮於一個具體的名字——這平凡的要求既隱含著無可奈何的淒涼，又洋溢著強烈的民族自信。
四、詩歌想象的神性思維
人類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處於刀耕火種的狀態，與生俱來就要學會向天抗爭，與自然搏鬥，方可求得一線生機。自然環境的嚴酷使得他們更多將理想訴求於虛幻的彼岸世界，在對天堂、地獄的想象性書寫中，詩歌沿著形而上的路子，超越肉體凡胎的束縛，一直抵達靈魂的核心。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詩人安置焦灼破碎的靈魂，構築起生命之源的烏托邦。民族詩人對外界最初的文化認知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心理濡染，如藏族的朝聖、轉經，彝族的畢摩祭祀，回族的持齋等，禁忌繁多而神性突出，宗教的因子滲透進每一個角落，在理想的王國甚至人神合一。這些儀式、行為的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精神，成了他們有別於其他民族而不可再生的寫作資源。彝族柏葉的《我行走在火把節的夜色中》，寫出火把節蓬勃燃燒的火把和喧騰的人群，讓詩人迷失了回家的路，在他筆下，彝人將生命的激情盡興釋放，彙成歌與舞的海洋。《在大西山聽彝族老人講傳說故事》一詩顯示，彝族人把對祖先的想象凝聚成了史詩和傳奇，他們從生至死，始終與傳說為伴，尤其是創世史詩，在數千年的民族繁衍中，已漸漸演變為萬物有靈的崇拜意蘊。無論是自然實景對想象的激發（《凝固在岩壁上的夢想》），還是後天的啟蒙與教育（《懷念老貝瑪》），彝族人都能在現實中找尋到神靈的影子，親切體貼，可觸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