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切開人性的橫斷麵
在這個多元的時代，文學最重要的現實作用應是對人類情感的不斷豐富，對人性尊嚴的執著嗬護，換言之，對人性光輝與善良質地的堅守，是重鑄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甫躍輝小說中的人物盡管身處逆境，遭遇艱難，卻大都保持著基本的做人底線，常給我們帶來溫暖和感動。《驟風》講述了一位母親陪同患精神疾病的兒子到康複中心，一路上她絮絮叨叨，訴說生活對她的不公，抱怨兒子的癡傻，焦心家庭的困頓。種種情狀，將一位母親的無助與辛酸推向極致。此時驟風突起，天空仿佛一個巨大的胃囊，將“雜草、果皮、水桶、糟木板、破衣爛衫”，包括路上的行人等全部吞下。此時，一直被母親數落的兒子突然“哇呀一聲喊，就撲倒母親，壓在了身下，四肢攤開，烙大餅似的，嚴絲合縫地裹住了母親。母親抓住了兒子的一隻手，嚷叫著，要翻過身來護住兒子。兒子隻是死死壓著”。兒子患有精神疾病，他處於本能護母，人性深處存留著善良。母親盡管抱怨兒子是“孽障”，關鍵時刻卻要翻過身來保護他。母子之間的血脈親情，在危難之中轉化成了人性的迸發。《白雪紅燈籠》中的六指為了討要血汗錢，從一個懦弱的打工者變成殺人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老正年輕時失手殺了人，大半輩子在驚惶與懺悔中度過，對有著特殊遭遇的六指的妻女自然懷著一份異樣的感情。六指的妻女沒有因老正是殺人犯而害怕或看不起他，反而認定了他是好人，默默地為他圓夢。小說展示了底層民眾的辛酸，凸顯了人性殘存的溫情，那漫天白雪中的一對紅燈籠，猶如一團烈火，照亮了人性幽暗的夜空。《滾石河》中的亮子母親早年因生活困頓拋下丈夫兒子，與賣毛毯的“外方人”遠走他鄉，若幹年後不堪忍受鄙夷和欺辱又返回鄉裏。但她深受良心譴責，自覺沒臉回家，隻好在村公所等著丈夫和兒子來接，借此試探是否得到了他們的原諒。亮子思母心切，自然巴不得即刻見到母親，但他的父親一方麵怨氣未消，一方麵還顧慮著自己的尊嚴，不願馬上去接妻子。一番心理掙紮之後，父子二人決定去村公所，不料卻被告知“今兒一早”就走了。小說中，亮子、亮子父和未正麵出場的亮子母都極見性格，人物關係也處理得極為妥帖，結發夫妻的愛情，母子之間的親情，深藏於心卻拙於表達，或者屈從於某種俗世的道德評價而羞於啟齒。他的人物有一個普遍特點，即使身負屈辱也要盡量保持自尊，表現了底層人的堅韌個性。
甫躍輝小說中的人物命運自有其發展的軌道，他們在喧囂的物質世界中迷失自我，其貪欲自私的品格和對愛情的背叛，細究之下發覺都合乎時代特征和性格發展的自身邏輯。他們的所思所想，言語行為，包括出格的舉動，都有值得人同情和諒解的地方。作者寫出了他們的弱點，但沒有對其進行聲色俱厲的道德譴責，而是任由人物按自身的命運軌道出場，自己隱入文本後麵，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和精細的刻畫者，將評判的權力和任務交給讀者。這種不忙於對時代下結論，不忙於對人物進行非此即彼的道德評價，體現出作者匠心獨運的敘事技巧，是作家所應恪守的寫作規範。它比那種急於跳出文本指手畫腳、生怕讀者沒有判斷能力的寫作要可敬得多。
優秀的作家注定不會漠視這個時代的傷痛與浮躁，揭露社會病態，雕鏤世道人心，是其介入當下現場、對現存秩序發問的方式之一。在今天，文學已很能再承載拯救民族苦難的大任，但對人類生存可能性的探究，依然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甫躍輝不遺餘力地探索人性的複雜性，甚至以出離常態的狂亂場景來表現人性的瘋狂與貪婪。《蘇州夜》深刻揭露了現代人在欲望衝擊之下，殘存的廉恥和尊嚴被一絲一絲地剝去，人最終蛻變為純粹的肉體，由此指向了城市文明的畸形與虛假。《魚王》和《鷹王》是兩部中篇，都設置了人性善惡的對比，展示出邊緣地帶的迷亂景象。前文中，人們為了捕捉傳說中的魚王，狂亂地傾巢而出下湖捕魚，對當地人口耳相傳了若幹年，某種程度上已被賦予神靈色彩的魚王沒有絲毫的敬畏和愛惜。《鷹王》刻畫了一群人近乎發瘋的虐待狂心理，他們對鷹王的偷盜捕殺，與解救鷹王於困境的餘順來相比，形成了鮮明的比照。利益驅使人走向瘋狂之路。作者以鋒銳的批判精神表達鮮明的人文價值立場，對人類信仰的失範和靈魂的汙染，傾瀉了一名青年作家的憤火。兩部中篇在深層隱喻上有所差別，作者借魚王死亡之後魚骨被取走，表達出一種骨鯁在喉的痛感。鷹王麵對幾近瘋狂的捕捉者，最終一改連日的慵懶消沉之病態，展翅衝天，飛向雲霄，寄予了作者對新生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