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雲南文學研究：紅土深情與血緣宿命
宋家宏的張愛玲研究成了這個領域繞不過去的獨特存在，為他的文學批評贏得了廣泛讚譽。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張愛玲作品及相關領域學科成果的艱辛閱讀，無形中為他提供了一種觀察文學史的獨特視角，為他樹立起評價文學水準的標高，形成了他開闊的文學視野和苛嚴的批評標準。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他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雲南這片深情的紅土地。他說：“我始終認為，一個從事當前文學批評的評論家，如果缺乏對中國以至世界一流作家作品的深入理解，而且是超越於別人的理解，就難以在內心深處建立自己的參照係，藝術標準就會混亂，對當前文學的批評也就難有深度，難以形成影響。張愛玲研究對我形成自己的參照係，對我評論雲南作家作品是有重要作用的。”一方麵，他仍然醉心於現代作家的優秀作品，另一方麵他的目光又回觀本土與地域，這是故土對他發出的無聲召喚，是這塊紅土高原所孕育的悠遠的文化魅力熏陶使然，或言，這是身居雲南的文學研究者擺不脫的宿命。
對“昭通作家群”的批評是宋家宏雲南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其中屈指可數的以評論見長的寫作者，宋家宏見證並參與了這個群體在那貧瘠的寒荒歲月中艱難又不乏溫情地守護著心靈的繆斯，對他們的困頓、奮爭、掙紮感同身受。其中對夏天敏、潘靈、雷平陽、樊忠慰等人作品的追蹤閱讀，並在《文藝報》等著名報刊上發表文章，使人們對這個群體創作的整體精神走向有了明晰的認識。需要指出的是，宋家宏對昭通作家的研究並非單純地以表揚評論達到推介的目的，他從一開始關注這個群體的寫作，就把他們放置於全國的文學背景下來考量，在這個群體還處於迷茫的探索期時，便及時地以前沿性的理論評析來為他們的文學突圍尋找前進的標杆，使他們在增強自信的同時也自覺規避寫作中可能存在的誤區。由於是對自己熟悉的對象發言，他的評判常常因愛之深而愈顯苛嚴，因此很多昭通作家存在這樣的心理：既想得到宋家宏的評論，又怕被他評論！
研究本土文學或隱或顯會遇到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幹擾，宋家宏的雲南文學研究起步之初就有著鮮明的建構意識。他不是以“遵命文學”的形式說些不得不說的違心話，以此作為沽名釣譽的資本，而是清醒地知道，對文學批評這一種相對“速朽”的文體而言，如何在有限的語境中坦誠自己的觀點，建構自己獨特的美學體係，是文學批評家存在的價值所在。在2011年9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闡釋與建構——雲南當代文學專論》一書中，集中呈現了他對雲南文學的研究成果，開創了將雲南文學研究置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大背景下的綜合研究與文本研究相結合的新格局。從宏觀上說，宋家宏提出了一係列讓人耳目一新的理論概念，如“邊地小說與主流文化”、“雲南當代文學的兩個傳統”、“20世紀雲南文學”、“雲南四代作家群”等。這些概念的內涵是相互獨立又緊密相連的，總結起來，就是從雲南文學的曆史傳統出發，打通現當代文學之間的通道，將雲南文學百年發展史全景式的統一在“20世紀雲南文學”的大背景之下，並根據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曆程，研究雲南文學的轉型路向及與外界保持的張力關係。宋家宏根據不同時期的曆史分野和創作特點，歸納出“雲南四代作家群”這一概念，清晰有效地呈現出20世紀雲南作家各個階段的創作特征、作品得失和文學史意義，以及代際之間存在的沿襲、賡續和內在的超越關係。他在對作品進行曆時性的縱向研究和共時性的橫向比較中，發掘出對當前及今後仍具有借鑒作用的文學資源，為重提“邊地與民族”、“城市與現代”等雲南文學經驗奠定了堅實的立論根基。他逐步完成了雲南當代文學“兩個傳統三次浪潮四代作家”的宏觀體係建構，而更為寬泛的“全球化語境下的西部文學”概念，則是他對被誤解和壓抑了的西部文學內在精神的重新審視，在與中原強勢文化進行對比辯駁中，廓清長久以來對西部文學約定俗成的印象判定，為西部文學再一次擺脫困境，實現精神突圍建立起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論參照。這是他將雲南文學研究繼續深化的成果，是地域文學研究的又一次理論發展。
宋家宏讚賞印象派批評，並對其多有吸收與借鑒，但他的文藝批評並不是簡單的印象點評，細致的文本解讀是他一以貫之的批評自律與牘尺。他恪守獨立的批評立場，悉心貼近作家的心靈，以平等對話的姿態走進文本，走進作家創作的深層心理。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審美解讀，實現文學文本的再度創造，在闡釋與評析的過程中，與作家一同建構獨立自足的文學世界。他的博識、謙遜、坦率、體恤，令人深為感佩。在其批評視野中，走進了李喬、彭荊風、李霽宇、胡廷武、蔣吉成、範穩、存文學、於堅、張慶國、楊鴻雁、胡性能、楊佳富等雲南文壇的中堅力量。雲南文學界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很多都得到過他的評論，對一些嶄露頭角，但暫時沒有多大影響的青年作者，他也能敏銳地發現其創作潛力，並給予及時的理論觀照，如餘繼聰、艾傈木諾、謝軼群、任洋等，他都寫了評論。在文體選擇上，他根據批評對象的實際，充分運用作家論、作品論、文學現象論、文學思潮論等傳統的文體形式，以自己所擅長的隨筆體批評進行評論。他曾對文學批評大家李健吾、魯迅、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人的批評文章做過潛心研讀，從他們感性、豐饒、富麗的批評文字中借鑒靈動、自由的因子，在寫作中崇尚主體審美感受的闡發和個人靈性的舒展，使得批評文字遠離僵硬枯燥的“八股”體式而重獲朝氣與活力。這種“理性思考，感性表述”的寫作方式在《走進荒涼》中就有了充分的體現，在雲南文學的評論中顯現出別樣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