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式的成長小說”。成長小說就是敘寫成長的小說，它記敘人物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身心所經曆的遭遇，特別是人在成人之前和受教育過程中如何在一個環境裏長大，及最後被社會塑造成什麼樣子。在《論中國式的成長小說的生成》中，施戰軍將“中國式”成長小說與西方成長小說相比較，歸納出兩個特點：一是晚熟，成長期特別長，有的作家作品裏的人物到四五十歲了還在成長，永無定形或定性很晚；二是多餘人形象特別多，堅強的、能夠和社會對話的新人很少，大都是被環境和社會所把玩的被動形象。但他認為，中國的成長小說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最為壯觀的製高點之一，然而在輝煌的作品數量背後，潛隱著令人憂慮的寫作瓶頸。探查深層原因，是中國的作家寫東西總愛從自身經驗出發，導致了他們在注重個人經驗的基點上，缺少發散能力，視野比較窄，生產了大量的寫“我成長”的小說。施戰軍進而論述到，“我”不是孤立於社會大環境之外的，優秀的作家應該看到人物背後的景物和環境這個巨大的關係係統，應該學會思考個人成長與環境、與時代變化之間的緊密聯係，著力表現成長中的靈魂冒險和強有力的自我成長精神，他認為，“這才是成長小說應該深度挖掘的寫作空間”。
關於“中國式的鄉村小說”。施戰軍將中國鄉土文學（鄉土小說）的基本類型界定為：一種是完全站在鄉村之外或超越於鄉村之上批判和俯視鄉村，稱為“啟蒙鄉土小說”；另一種是以鄉村想象之安寧美善來反襯城市現狀之惶然醜惡，主體精神的實質是對城市文明的厭棄和批判，稱為“精神鄉土小說”。這些以鄉土精神來反襯、反對和抗擊城市文明的情緒理念，實質上是“城市文化”的產物。在《論中國式的鄉村小說的生成》中，他對鄉村小說的藝術特性作了深入辨析。中國的鄉村小說自萌生之日起，就被有意無意地納入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規約與同構之中，成為階級鬥爭與主流化的文學載體。以趙樹理的創作為例，撇開意識形態的幹擾因素，最吸人眼目的其實是對“中間人物”的描寫與塑造，對民間戲曲曲藝及語言的靈活運用，以及對鄉村婚戀的鮮活呈現。這些集中保留了鄉村生趣的作品，散發著在曆史功利性之外的深長的文學意緒，可看作中國式的鄉村小說生成的生命基質。他進而指出，中國式鄉村小說範型的基本構件應當是“傳統文化意蘊”與“經濟民俗事象”，它們中殘存的“人文魅性”，是鄉村小說區別於其他類型小說的明顯標誌。然而到了1990年代以後，鄉村小說顯現出了輕飄與油滑的傾向，究其根本，是作家對生活表相背後人的意識、性格和心理缺乏獨到的發現，對新的國家觀念和時代生活給鄉村的風俗社會所帶來的倫理動蕩和價值體現方式的激變，缺乏更深入的思量和更生動的文學性呈現。所幸從李洱等人的努力中，施戰軍看到了鄉村小說的變革性力量，他們的作品顯現出當代優秀作家在堅持經典現實主義文學所必備的人間關懷和“五四”以來的對鄉村人群的集體啟蒙傳統的同時，更加注重對人心的探測，對世事倫理的深度呈現，喻示著當代鄉村小說在變幻的時代背景中找到了發展的方向。
關於“中國式的城市文學”。在《論中國式的城市文學的生成》中，施戰軍以現代文學史上的京派文學為例，辨析了鄉土文學旗號下的“城市”性特征。首先，作家們在城裏遙望故鄉，對故鄉人事的書寫，是建立在僑寓他鄉的心理基礎上作觀光客般的詩情化想象。其次，實在意義上的鄉村其實一直被懸置或缺少體驗性的呈現，“鄉土”一詞的詩意化，使鄉村成為城市性的懷念和想象中的“他者”。第三，作家們在城裏對鄉土的經驗性虛構，構成了鄉土文學近似於“審美間性”的狀態，呈現的並非完全真實的鄉村麵貌，它更多是城市人作為敘述主體者的文學，包括後來新時期的“文化尋根”作品和知青小說，對鄉土的書寫依然有著城市性因素的對比與參照。“中國式”的城市文學，伴隨著都市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逐漸體現出它的鮮明特質，以“上海書寫”為代表，是以中國經濟、文化的極大繁榮和城市化的高度發展做基礎的。在施戰軍看來，“城市文學”要從“鄉土文學”主潮下發生根本性位移，創作主體就必須具備對城市充分的感知和書寫經驗，在中國式的當代境遇中，萃取文學的認知傳統，堅定“城市之心”，才能將這一寫作界域延展開去。
施戰軍文學批評中形成的史識，還體現在他對中國“藝術散文”和“新散文”特質的辨析，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兩次轉型中道德意識演變軌跡的勾勒，以及對茹誌鵑小說之於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貢獻的界定，等等。這些真知灼見，無不顯示出他透過文學現象對規律的提煉能力，及對中國文學發展前景的信心。2006年，由他和孔範今、雷達、吳義勤共同主編的24冊《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出版。這項重大的學術工程，在學術界和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它全麵係統地展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的整體成就，為客觀評價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水平，深入反思新時期文學的經驗教訓，推進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參照，為新時期文學研究走向持續深入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