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人文魅性
——施戰軍文學批評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了一個重要現象，一批藝術直覺敏銳、理論儲備紮實，接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青年批評家登上了文學的舞台。他們大都出身學院，批評寫作注重理論推演和體係建構，常被文壇概括地稱之為“學院派”批評家。其中，施戰軍格外地引人注目，他的文學批評執著於對文學現象的跟蹤解讀和文學內在規律的深入探尋，體現出學院派批評的共性特征，同時忠實於內心的審美體驗，以極具個性化的批評話語，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批評風格。
一、“新活力”與青年文學高地
施戰軍1966年生於吉林通榆，1988年畢業於四平師範學院中文係（現吉林師範大學文學院）並留校任教，1994年研究生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係並留校任教，2007年9月在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後流動站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長年在高校從事文學教育，文學研究既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其涵養品性的重要方式。在二十餘年的批評寫作中，他逐漸形成了關於文學批評意義的價值認定：一是為留存經典作品做梳理，二是表達個人的文學理念，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文學創作的走向。在這份文學史識的支撐下，施戰軍把文學批評作為遴選經典性作品的重要途徑，甚至視為他終生守護的職業倫理。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轉型的時期，新舊思想的交織，創新與保守的對壘，文學麵臨著來自內外部環境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市場經濟的興起，昔日榮光閃耀的文學事業，正無可奈何地走向邊緣化。在多重力量的擠壓下，一大批八十年代才情橫溢的批評家紛紛退場，轉向了文學史研究或更為寬泛的文化批評，文學批評隊伍曾一度分崩離析。在文學批評飽受詬病的指責聲中，施戰軍及其青年同道者，以一種略顯悲壯的決絕姿態，毅然堅守於文壇的前沿，準確地把握來自創作現場的每一次律動，扮演著一名嗅覺靈敏、反應迅捷的文壇風向感應者角色。從迄今出版的四部文學評論集《世紀末夜晚的寫手》、《碎時光》、《愛與痛惜》和《活文學之魅》及發表的大量評論來看，他似乎有意避開那些在文壇已有定論的成熟作家，而更多選擇正在“成長中”中的青年作家作為批評的對象，傾力地為他們的創作探路，積極向文壇推介有實力的青年寫作者，以此作為接續文學後勁，建構文學曆史的重要方式。
眾所周知，青年作家作品的藝術形態具有不穩定性，對他們的關注與追蹤頗為冒險，很可能會導致若幹年後徒勞無功的結局。但青年作家又正是最需要理論觀照的寫作群體，好的評論能為他們的創作提供參照，矯正誤區，指明方向。仔細梳理施戰軍的批評譜係，可以看到一張當代青年作家分布圖，他們中，畢飛宇、李洱、遲子建、朱文穎、周曉楓、魏微、魯敏等人，已經構成了今日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將這批當時年僅三十餘歲、正在文壇初顯崢嶸的作家命名為“新活力”：“他們表達著各自獨到的體驗、發現和豐富的想象，而且比以往更多地指向個人生命和精神處境。在將人生與社會場景做充分的情景化理解之上，作家與曆史生活切膚摩擦的痛感正賦予青年寫作以強勁的動力，個人與周邊世界的關係成為他們思考、敘述的主體內容。這就是質感豐盈的新活力。”①施戰軍敏銳地看到，“新活力”作家的出現，既與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同，又與推崇技術至上主義的“先鋒派”作家有著鮮明區別，他們“既重視對外國文學經典的閱讀理解，又對本土文學傳統有某種自覺的接活意識，在同步關注國外文學動態以作參照的同時，對漢語文學的優長及創新傾注著更大的熱情。他們意欲實現的是對十幾年前先鋒寫作技法至上觀念和幾年前‘新生代’敘事貼地行進姿態的雙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層麵與現實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困境發生更加深廣、更加細微的關係。”②與其父兄輩相比，這批文壇的新生力量更加注重文本的可讀性和現實參與功能，不但以自身獨特的審美範式，為文壇提供新鮮的美學經驗，而且他們的崛起，意味著“一個以世界文學經典發展史和本土曆史、現實生態為參照係的新的青年文學時代，在不事張揚的建設中，已經蔚成大觀，勢成今日青年文學的高地。”③為增強“新活力”作家的集體影響力，施戰軍主編了大型叢書《新活力作家文叢》，將其推到了文學的前沿舞台，接受讀者和曆史的檢驗，進而催生了一批青年寫作者的成熟。
施戰軍對青年作家的批評，沒有停留在單純闡釋作品的表層，他批評寫作的核心，是在與作家一道思索藝術創新的出路，為共同推進文學質地、文學精神向更高層麵躍進而竭盡所思。當他發現某部作品中蘊含著異質的美學經驗時，便盡力地嗬護這股創新力量的生長，使之發育、培強、壯大，成為突破文學舊有格局的新的藝術生長點。這種尋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求同存異、殊途同歸的批評理念，使他能夠悉心感知作家的心路曆程，對他們創作中的甘苦感同身受。這股純粹而真摯的文學精神，讓他贏得了青年作家的由衷尊重。
二、文學批評的悟性與史識
好的文學批評需要悟性與史識。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對文學作品的細致解析能力，批評家敏感的心性能夠感受到作品之中所蘊含的美；二是理論歸納能力，批評家在紛紜多變的文壇局勢中，有穿透複雜現象的理論眼光。施戰軍在他的批評寫作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屬於自己的理論發現，尤其是對“中國式”的理論命名，可視為他對當代文學理論建構的有效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