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激情的文學挑戰者
——陳曉明文學批評論
一
在當下文學批評界，陳曉明無疑是一個異數。說他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的文章又因為太強烈的理論特征而使作家和普通讀者難以進入，盡管最近幾年來陳曉明的文章在明白曉暢方麵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他的文章在當下批評家中仍然是較為艱深的，他的文章更適合專業研究者閱讀，這與典型的文學批評家的讀者定位有明顯差異。說他是一位文學研究者，以至於文學理論家，陳曉明又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當下的文學創作領域，以一個在場者的身份，對當下的文學創作進行解析與闡釋，絕大部分有影響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都留下了他撫摸過的體溫。他是一位有理論命名能力的批評家，一些文學現象因為他的命名而長存。
陳曉明在上世紀80年代奠定了自己文學評論家學的術基礎，他是“文革”後第一批考入大學的學生，曾先後師從孫紹振先生和錢中文先生，早在1990年已經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做研究，後調入北京大學。從他所學細分專業來說，均為“文藝理論”，他所從事的卻是“當代文學”的評論。他曾說：“我本人覺得把當代與理論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在在做第三者，有一種無責任，且又不被束縛的自由。”①
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和激情的時代，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長久的封閉被打破，在人文社科領域，西方數百年來積累的新舊思潮湧入中國內地，被稱為“新學科”的理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陳曉明與許多青年學子一樣如饑似渴地捧讀剛剛被介紹過來的新理論、新話語，求新求變成為時尚，現代化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目標，對“現代化”的理解幾乎等同於“西方化”。陳曉明自己說，他那時是“發狠讀書”，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學術名著，曾讓他浸淫在西方思想史中，他也更關注那些西方前衛性的思想信息。他的知識譜係從哲學開始，21歲就啃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等，對羅素有過較細的閱讀。後來進入新批評、現象學和結構主義，期間經曆了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存在主義，接著便是德裏達、拉康和福柯，而後現代文化理論和德裏達成了他作為文學評論家最重要的理論背景。其博士論文《解構的蹤跡：曆史、話語與主體》作為國內第一部係統探討德裏達及其解構主義理論的專著而出版，德裏達隨即成為陳曉明日後最強有力的理論支柱。而德裏達至今仍然是一位極有爭議的大師，他的理論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明了，陳曉明是中國文學評論界對德裏達最有研究的人，他是寂寞的！青年時代就培養起來的理論興趣和苦讀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學術理論基礎，培養了他的理論思維特征。在1995年至1998年期間，又先後多次到英國、德國和荷蘭等國做訪問研究和講學，使他對西方現代、後現代理論有了更為深切的理解。
陳曉明在具備了豐厚的文學理論儲備後才進入文學批評界。把西方文學理論引入中國當下的文學批評，提升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術品格，是他的學術理想與追求，他在文學批評領域始終貫徹著這一理想。他在北大為學生開設的四門課程《解構主義導讀》、《現代性理論導讀》、《當代小說經典文本分析》和《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研究》中，前兩門偏重理論，後兩門偏重作品分析，這是他學術理想在教學中的呈現。學生的學習也要把理論與當代活的文學實踐結合起來，才能更深入地有所收獲，這也是在引導學生進入當代文學創作場域，間接地推動當代文學的發展。
然而，這正好決定了陳曉明文學評論之道的異常艱難。批評，要置身於當下創作，敏銳地發現優秀作家作品，及時地總結、歸納新的文學現象，注重審美感性的色彩，理論則可以退居於背景的位置；而研究則要使理論處於更顯著的位置，感性的色彩可以淡化一些，更不必在當下的創作場域裏沙裏淘金。陳曉明既強調批評的理論品格，又要置身於當下創作場域，這就注定了他比別的批評家和研究者都更為艱辛。
在這艱難的曆程中，陳曉明為當代文學評論貢獻了一批具有充沛學術含量的成果，先後出版了20餘本著作，發表了300餘篇論文。他對先鋒文學的解讀與闡釋，在當時以至今後相當長時間裏都是這一研究領域繞不開的存在。他用“現代性的轉型”來把握當代文學的縱向曆程，許多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得到了有效的闡釋。他對一些文學現象的命名，如“晚生代”，將長存於文學研究的曆史之中。
二
陳曉明從80年代初就開始發表文章，但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給他帶來影響的是對中國先鋒小說的評論。正如文學史上許多批評家與作家結下不解之緣一樣，陳曉明與中國80年代的先鋒作家們也難舍難分。他的先鋒小說研究專著《無邊的挑戰》過了十餘年修訂再版，其時，中國先鋒小說早已遠去，但陳曉明在序言裏，在修訂完成的書裏依然對其一往情深。
中國小說從80年代初就開始了形式探索的最初萌動，到了現代主義登場，似乎更注重形式了，但中國80年代現代主義小說隻不過是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不便強調西方現代派的觀念、意識、情感等，借了強調小說形式為通道，最終目的還是傳達現代主義的精神價值。隻有到了80年代中後期，先鋒小說出現，才真正把小說的語言、敘事、結構等形式因素推到了小說創作試驗的核心，成為小說創作最重要的目標。觀念、意識、價值等被強大的藝術試驗力量覆蓋了。習慣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閱讀的讀者和批評家被先鋒小說引入迷途之中雲裏霧裏，不知所雲，批評家們或者憤憤然又言不及意，或者臨陣缺席。曆史無情，批評的缺席使先鋒小說家們顯得如此的寂寞，曆史又有情，此時出現了陳曉明。已經對現代、後現代理論多有研究，正在寫關於德裏達和解構主義博士論文的陳曉明，似乎是一位專為中國先鋒小說準備的批評家，他自己也說：“我從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森林走進文學的曠野，遭遇‘先鋒派’，幾乎是一拍即合。”②
嫁接於西方文學傳統的中國先鋒文學，以反叛性的麵目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輝煌而又短暫的成功，它的反叛、挑戰特征與後現代的吻合究竟是有意為之，還是誤入歧途的結果？評論家們各有所見。陳曉明自己在進入這個領域的當時與時過境遷十餘年後的修訂再版，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先鋒文學與百年來的新文學傳統的巨大差異鮮明而突出，他們執著地強調個人化的藝術感覺、風格特征，甚至全然不顧讀者中是否有人能夠接受能夠進入，他們追求積累最具個人特點的藝術經驗，在語言、結構、敘事探索上不惜走入極端，由此造成強大的衝擊力，與百年來強調作品意識形態性質的傳統相對抗。一方麵形式試驗、個人經驗的強悍，遮蔽了讀者對作品內涵的思考，另一方麵作家們也忙於形式試驗，無力顧及作品內涵的挺進，他們作品的意識形態色彩淡化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先鋒小說與後現代的“解構”指向相吻合。要說是反叛，也是居於中國的現實處境，而非西方的“現代”之後。在整個民族對現代化充滿渴望的80年代，中國很難產生對現代性作自覺的反叛思考的作家，更不可能成群體出現。如此強調與傳統的異質性是一種寫作策略而非精神實質，加之先鋒文學的藝術經驗與中國讀者數千年來形成的閱讀心理特征相距甚遠，這正是先鋒文學輝煌而短暫的根本原因。而在當時，陳曉明更多地把先鋒派的反叛、挑戰當作自覺的行為，直接地把後現代的反中心、反主體、反整體性，以及解構曆史與深度模式運用於對先鋒派的解讀，把自己專門研究先鋒派文學的專著也直接命名為“無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