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以他幾乎與先鋒文學同步的一係列評論文章，以及之後整合而成的專著《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係統地完成了對先鋒小說的深度解讀，讓他贏得了先鋒作家們的歡迎，也為一部分讀者解了不解之惑，學界也因陳曉明的解讀而對先鋒小說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先鋒文學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存在，陳曉明的評論功不可沒。他所依據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和解構主義原理，使中國的先鋒小說批評得以走出傳統意識形態分析，進而走向價值中立、平麵性的文本解析，為中國當代小說批評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話語形態和術語係統。可貴之處還在於，他依據文化理論，卻沒有走入脫離文學批評的軌道，在他的文章中，鮮活的細節分析，生動的場景透視，細微的情感體驗，小說敘事意境的整體把握，仍然是他文章的著力之處。時過境遷，一些作品已經成為過去，但翻開陳曉明的書，這些部分仍然具有閱讀的吸引力。
要說挑戰，確是陳曉明在對批評界進行挑戰。先鋒小說處於一片責難聲中，他卻對這個群體給予高度評價，並且這個評價長久未變。“（先鋒小說作家）把先鋒小說的敘事功能發揮到無所不能的地步，他們把中國小說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難度。就小說敘述的複雜性方麵而言，他們的水準可以和西方現代以來的小說同步對話。而他們對漢語言的表現力的開拓，向現實主義寫實一類的美學法則挑戰，使現代中國白話小說語言國語華麗典雅，但他們的描寫力，對細微感覺的捕捉，對乖戾心理及生存狀態的表現，特別是對情景的創造，都使當代漢語言文學達到一個全新的境地。”③他的話語係統，價值指向，加之他雄辯滔滔的表述方式，為自己塑造了一個特立獨行的挑戰者形象。先鋒小說本來就難解，他所使用的理論武器後現代、解構主義、德裏達，至今對許多人來說也是一知半解，何況當時。這位批評的挑戰者陷入孤獨之中，在所難免。他說：“我一度飽嚐單槍匹馬的孤寂，卻從未牟取獨家經營的暴利。”④
三
陳曉明不是僅滿足於做一個文學批評家的人，他有更為宏大的學術理想，他的批評背景中已經具有過於強大的理論資源，理論的衝動在推動他走向建構體係的學術之道。做先鋒文學研究，他最後的結果是一部對先鋒文學的係統研究著作，遠遠超越了許多人對先鋒文學的零散研究。在當代文學批評這個廣闊的領域中，陳曉明一直在披沙撿金，盡管著重於新時期以後的部分，但完成一部具有新的學術視野的當代文學史，是陳曉明作為一個以建構體係為目標的文學評論家的必然結果。正如他所說：“寫作一部當代文學史，其實是我多年的願望。”⑤對陳曉明這樣富於理論個性的評論家來說，文學批評甚至隻是他建構體係“專著”的準備，他不會“專注”於文學批評的。隨著陳曉明文學批評的進程，他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曆史敘述的強烈願望，《表意的焦慮》一書中已經很明顯，他試圖從更為廣闊的背景上來理解當代文學。
早在2003年他就主編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在這部著作中已經可以看出他力圖用“現代性”理論關照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學術眼光，但由於是由八位專家集體撰稿，每個人的思路和理論背景不一致，主編的思路未能貫徹始終，實際上未能完成“從‘現代性’入手來重新梳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變革和轉型”的目標，各章節之間也參差不齊。2009年4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曉明獨立撰寫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國當代文學主潮》，許多同行專家對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是陳曉明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次集中體現，彙集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並且在一個全新的理論體係下對研究過的和沒有研究過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一次完整的梳理，因而也是一個浩大的文藝工程。在這本當代文學著作中，陳曉明終於完成了他在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時沒有完成的學術目標和任務。
《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以文學現代性的邏輯來貫穿整個當代文學史，在更為寬闊深遠的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開文學史敘述，使當代文學一直尋找的20世紀的總體性或者重寫文學史的整體性，有了一個最恰當的框架。同時，陳曉明認為當代文學植根於現代性的“曆史化”衝動是當代文學追求現代性的基本手段，文學的現代性訴求與曆史化手段之間形成了辯證與互動的關係。由此形成了一種經由後現代理論反思的現代性文學史觀。他在序言中闡述了自己的當代文學史敘述策略：“在後現代主義理論與方法已經相當普遍的情形下，我們要再保持整體性和目的論的曆史觀念已經非常困難了。保留住現代性曆史理念的基本內容，盡可能地吸收後現代的曆史方法，成為一個折中的調和方案。對於當代中國來說，這個方案顯得尤為可貴而實用。在中國當代現有的文學史寫作的語境中，這更是一個別無選擇的方案。”⑥這種調和與折中的方式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在現代性的建構與曆史的解構中相互摩擦砥礪的結果，它與中國當代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共存的極為特殊的社會狀態非常吻合。在“現代性”為主導的敘述邏輯中，陳曉明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差異性，提出了“激進的現代性”這一概念，符合實際地為當代文學進行了曆史性的命名。由此，他為中國當代文學作了新的極富解釋力的曆史分期，既全麵曆史化時期、超極曆史化時期、再曆史化時期、去曆史化時期。從1942年延安文學開始，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一浪高過一浪地合乎邏輯地走進了“文革文學”，它是“激進現代性”在文學領域的結果，而新時期文學也是之前文學的正反向度的承續。確實如陳曉明所言：“現代性與‘曆史化’這樣的概念，隻是讓我們可以有規則和有方向去分析和把握那些龐雜的文學現象，從中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在整體上的可理解性。”⑦
這部著作在極有說服力地解釋龐雜的文學現象方麵，有別的當代文學史所不具備的優勢，與別的文學史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大，許多在別的文學史上被淡化的現象，甚至已經被讀者遺棄的作家作品在陳曉明的筆下得以解釋。它是否與文學的接受史發生了明顯的錯位了呢？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這部著作的明顯不足是對文學的經典化努力不夠。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內，不是要包容過往文學史已經解釋過的所有，而應該有所舍棄，有所發現，有所另有新意的解釋。至少，《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在有所舍棄方麵做得不夠。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革文學不僅應有所舍棄，還應有所發現，由於陳曉明作為批評家時主要關注新時期後的文學領域，這個方麵他隻能借助既往文學研究的成果，很難再有精力去有所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