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性文學批評的踐行者
——賀紹俊文學批評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登上文學批評的舞台，賀紹俊至今已在文學批評領域堅守了三十年。三十年間，伴隨著文學浪潮的一次次洶湧沉浮，經曆了文學界無數次的革故與鼎新，也見證了一批又一批文學新人的崛起與成熟，賀紹俊寫下了數百篇計百餘萬字的文學批評文章，出版了《還在文化荊棘地》、《重建宏大敘述》、《鐵凝評傳》、《中國當代文學圖誌》等多部著作，為當代文學的發展努力貢獻著自己的智慧與力量。
一、“潘賀雙打”與文學批評學科的理論建構
八十年代是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改革開放推動著文學的繁榮發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逐漸開禁，文學從長久以來受製於政治的附庸地位反過來推動著政治的開明。西方作家作品的大規模翻譯與引進，使中國文學在短期內汲取了西方文學發展的百年成果，新觀念新方法層出不窮。文學批評也一改政治法官的麵目，多元化的批評空前活躍，批評界引領潮流、啟迪民智的精神品格得到確立和張揚，每一次文學變革的發生，文學新麵孔的出現，都離不開批評家的搖旗呐喊和理論指引，批評家與作家良性互動、相得益彰的關係共同構建了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新格局。
賀紹俊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登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舞台的。年輕的賀紹俊大學畢業來到《文藝報》，與他的同事潘凱雄共同演出了連續幾年的“潘賀雙打”，馳名文壇，這是賀紹俊走上文學批評舞台的第一次華麗演出。從《走出思維定勢後的選擇——論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的新調整》一文開始，這兩位年輕的文藝編輯，緊貼文學創作的前沿，聯手寫作了大量的批評文章，為當代文學發展進行及時性的跟蹤與評析。在他們的關注對象中，既有當時複出文壇的林斤瀾，也有新銳作家莫言，以及創作已成果迭出的孫春平、孫慧芬和今天已不太為文壇所知的許謀清、朱曉平等人。“雙打”的批評文章以誠懇、理性和建設性的姿態，立足於對文本的精細分析，解讀作品與時代之間隱秘的精神聯係，探求潛藏於文本之中的作者情感與思維向度。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文學批評都是政治標準一統天下，“雙打”重新接續了注重文本分析的批評路徑，為文學批評重返正常的行進軌道作出了積極有益的嚐試。他們一方麵通過文學批評強化著改革開放的精神價值，另一方麵又非常重視文本的審美價值，“潘賀雙打”時期的文學批評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追尋的精神價值同步，意味著文學批評在“走出思維定勢後的選擇”中，已逐步找回自己的獨立與尊嚴。
應該指出的是，“雙打”的批評並非毫無原則地為創作歌功頌德而陷入另一種附庸的陷阱，它同樣有著自己清晰的審美判斷，在精心嗬護健康和有創造力的創作的同時，對內虛、淺薄、畸形的創作也給予了不遺餘力的批判。以《我們缺什麼——對幾種畸形文學現象的描述與剖析》為例，針對當時文壇出現的以人身攻擊為能事的“罵派”批評、以“新潮”為幌子的褻瀆神聖的創作以及以“重視讀者”為借口的趨勢媚俗等現象，文章尖銳地指出，畸形文學現象的產生，不能一味地將責任歸咎於文學外部條件的變化，其根本是文學工作者不具備現代知識分子意識所致，即缺乏健全的人格、獨立的思考、民主的意識和科學的精神。文章進一步分析道，當代文學工作者身上存在著傳統舊式文人依附性的“清客”特征，使得他們的“罵”缺乏了內在的自我獨立審視精神；“新潮”的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外來文學的模仿，短暫的生命力會使作家自我滿足感因其虛幻而破滅；麵對消費市場的強力衝擊，作家將麵臨精神變形的危險。這些振聾發聵的批評聲音，對當時文壇某些不良的創作傾向作了及時有力的矯正，至今仍有警示意義。
與大多數成名於文學批評的寫作者不同的是，賀紹俊從事文學批評之初就對批評本身的建設性有著清醒的理論自覺，他既注重對創作現場的跟蹤式閱讀與批評，又對批評自身給予足夠的理論關注。如前所述，“雙打”的開篇便是對批評的研究，在《交流：對文學批評本體論的思考》和《文學史的構架及其基本規律初探》等文章中，又深度探究了文學批評的本體特征和內在規律。其中《新時期文藝理論批評群體》一文，對活躍於八十年代的批評家群體作了集中研究，根據其批評特征，將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歸納為五種類型，即緊密聯係現實生活實際的思想性分析的理論批評群、審美分析理論批評群、心理分析理論批評群和科學方法論分析理論批評群、哲理思辨性理論批評群。從命名中可看出，盡管作者對批評群體的規律性概括還不夠準確和成熟，但文章試圖從批評家的理論背景、批評方式和語言風格等方麵區分出不同的特色，這應該是較早對當代文學批評所作的理論審視，開創性不言而喻。這一時期所作的關於當代文學批評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隨後出爐的《文學批評學》一書的理論雛形。
1991年12月，由潘凱雄、蔣原倫、賀紹俊合作撰寫的《文學批評學》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首先賦予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具有完整性和獨立性特點的文藝學科的合法性地位，並從批評本體、批評主體、批評文本和批評方法四個板塊進行體係建構。文學批評有其自身的發展曆程和特定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是作者麵對審美現象的一種有序的還原活動，包含著細密的解析與重構，整個過程具有邏輯性和整體統一性。作為批評主體的批評家，他的批評活動受生活、文化及思維的影響，不同心理特征的批評家麵對同一個文本或文學現象，會做出截然相反的審美判斷。批評活動中的精神解析與重構要通過具體的批評構架來完成，根據批評元素的不同，一般可分為意向構架、理念構架和文學史構架，它們是由批評主體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決定的。同時，批評方法的選擇至關重要，它影響著批評的視角和尺度，並最終決定批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基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不甚發達的實際，該書的論述主要以西方文學批評為理論背景，兼及參照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特點，並且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紀人文學科研究的新成果，對文學批評作了全方麵的探討與建構，形成“文學批評學”的整體觀。三位同道合著的《文學批評學》與同一時期的同類著作相比，無論在論述方式還是體係建構上都顯示出靈動與新意，至今仍然有其理論的光彩和實踐的價值。
賀紹俊對批評的思考始終伴隨著他文學批評的曆史進程。《批評製度與批評觀念》、《批判聲浪強烈衝擊文學批評現狀》、《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等文章集中表達了賀紹俊對批評的思考。在《批評製度與批評觀念——關於新世紀文學批評的思考》中，他認為“經曆了二十多年的積累，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已經形成了一支相對比較成熟的隊伍。”但是“批評給人的感覺依然缺乏力量”關鍵原因在於在一體化批評體製解體後，隻注重引進西方批評理論，比如參照西方的批評體係，目前我國的文學批評也區分為學院批評、媒體批評、主流批評三種類型，但這三種批評模式的劃分是建立在簡單模仿的基礎上,並沒有結合當下的實際,換而言之,沒有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相應的批評製度，這就造成了批評類型的混淆，批評觀念的不充分，批評實踐的平麵化，所以批評的力量也就減弱了。對這一情況，賀紹俊提出，在批評觀念與批評實踐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批評製度的環節，批評觀念要通過批評製度才能在批評實踐中得以實現，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學批評製度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