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慈禧太後並不昏聵，相反她極清楚宮中那些臣子的種種毛病，如虛榮、自大、虛偽等等。太後也並不是一個孤陋寡聞、心胸狹窄的老婦人，因為人們認為她是很難得到禁城外麵去的，所以總是用一些老朽、固執、守舊等詞語來描繪她。實際上，西太後有淵博的知識，她的知識決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
然而慈禧特別喜歡弄權，雖然享用的一切都遠在別人之上，可她並不滿足，手中倘無實在的政權把握著，所有的榮華富貴便等於零；因此她不顧各方的非議，冒著風險，拚命地緊握著政權。慈禧往往為著一件棘手的事，終日寢食不安。當然，如果僅僅把慈禧的權欲理解為個人的私欲，那麼這是一種無法證偽的解釋。包括她的失敗的政壇盟友兼敵手奕，也曾偏頗的斷言：“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
但是，如果慈禧不是為了大清宗社，又是為了什麼？
毫無疑問，作為十九世紀在世界政治中僅次於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卻是一團迷霧。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據說並不富裕。一位美國人認為，慈禧“出身於一個普通的家庭，深知窮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體驗過餓漫之苦。由於她的早年生活經曆，她同情成千上萬個女孩為擺脫被漠視的命運、為掙脫陳舊的風俗而做的抗爭——這種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聲不響中悄悄進行的。她晚年曾經表示過讓女孩也讀書識字的想法，誰能說這與她童年時的抗爭和窮困的生活閱曆沒有關係？”
由於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歡弄權，由於弄權，她也必須真實地了解政壇的實際鬥爭，這些都促成了她辦力鬥爭的角度出發務實地處理內政外交的風格。在內外交困的緊要關頭，剛剛被封為太後的26歲的慈禧，聯合恭親王發動政變，接管了朝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讚襄政務王大臣”的專權，就一定比慈禧和開明能幹的奕之間聯合把持國政的局麵更好麼？慈禧太後在許多方麵比大臣們更清醒。
在中國傳教十三年的田貝上校說：“可以肯定地說，慈禧在滿洲人中是第一個認識到了中外關係的重要性。”
辜鴻銘盛讚慈禧的話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晚清當時對慈禧的評價與後世之明顯差異。他寫道：“我恐怕很難使那些對中國過去四十年曆史不熟悉的外國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災難頻仍、動蕩不寧的歲月裏，像皇太後這樣的國家掌舵之人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範、膽略、堅忍不拔和治國之才。1861年她和東宮太後一起聽政的時候，已有十三個省份慘遭叛軍蹂躪。但皇太後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激發禦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盡瘁，任憑驅馳。同時還喚起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她這個可憐無助的拖著幼主的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紳士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奮起翊戴，他們以其熾熱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著：‘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後啊。”
辜鴻銘或許言過其實了，但他的立場仍然代表了晚清相當一部份官僚仕子對慈禧太後的認識。
辛酉政變前慈禧對外持堅決的強硬態度。此後則因權力鬥爭而轉向溫和，她在權力中心的製衡地位為同治中興創造了條件。
慈禧早年幹預政事，“凡關於外國之事，慈禧進言於帝，多主強硬，吾等亦不異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愛爾金占居大沽，政府派欽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則視為極要，當即下諭，令其以白帶自盡，此尚為朝廷恩意。”可見其態度非常蠻橫強硬。所謂“中國自來女主專政者，廖廖無幾，而慈禧可稱特者，彼時位不過貴妃，年不過二十餘，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為罕見者也。”
當英法聯軍入京之時，鹹豐帝無決斷國事之力。“慈禧下一嚴厲之諭旨，嚴令統兵大臣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曉諭中外。”其諭大略是說夷酋反複無信，狡詐已極，不但要索賠兵費，開辟商埠，並欲駐兵京師，萬難允從。“無論軍民人等，有能斬黑夷一名者，賞銀五十兩；斬白夷一名者，賞銀百兩；獲斬頭目者，賞銀五百兩；擊毀夷船一艘者，賞銀五千兩。”可見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強硬手段著稱的，可惜滿清朝野已無人能敵外侮。
辛西政變後，清王朝麵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內憂外患”。而中國麵臨列強侵略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使得此後數十年中國當政者必須全麵、慎重地處理對外關係。
慈禧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麵，都改變了原先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
對於外交事務，清廷原隻知有“夷務”而無“外交”，後來用“洋務”取代“夷務”，畢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識之士對外觀念的開放。
慈禧在同治中興時期，對西方的態度由戰而和，主張“懷柔遠人”。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在外國公使覲見禮節上。
外國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駐北京後，在以何種禮節覲見中國皇帝問題等，和中國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侍禦吳可讀上一密折，奏請慈禧太後作出決斷，以息廷爭，免外臣之叩拜，以顯朝廷之宏量。
不管慈禧本人應該歸人哪一個晚清派係，至少她在洋務派和頑固勢力之間，盡力地維持著平衡。她的這種駕馭全局的能力，為“同治中興”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為了維持對恭親王的牽製，慈禧太後在治國思想上更傾向於曾國藩、郭嵩燾和王闓運等人的主張。這些漢族官僚實際上曾經得到慈禧的前政敵肅順賞識的。比如1860年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的舉薦人就是肅順。後兩人都曾是肅順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繼續重用他們而不看前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主張理學治國，主張在從政的時候維持一種個人情操和修養。這和主張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恭親王是不同的。同時，百廢待興的國家，必然要維持國家和文化的延續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邊畢竟不是長久的解決辦法。
可以肯定地說，由於滿漢統治階級在慈禧太後的調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實現了成功的聯合。晚清朝廷上下也開始第一次認真地應對內憂外患。
發生於1898年的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對於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後而言，一開始就頗對胃口。然而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政策上，還是經過了激烈的爭論的。其間夾雜著列強的幹涉。
1900年初，義和團的主力轉進直隸，逼近京畿。慈禧太後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去涿州調查情況。太後之所以對義和團采取慎重的態度，主要是義和團在痛恨洋人方麵和太後有相似之處。義和團提出“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要焚燒教堂，因為教會“勾結洋人，禍亂中華”。他們要“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
慈禧太後在1898年後痛恨洋人，其根源在於她發動政變廢光緒，另立新君的舉措，遭到洋人的極力幹涉。據《庚子國變記》載：首先是法國醫官探視被後黨宣布為病重的光緒，結果發現沒事。
其次是康有為為英人庇護這事使太後憤怒。“遂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後大怒曰：‘此仇必報！’對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誌也’。”
第三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反對太後廢光緒，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後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博儀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預定1月31日使光緒帝行讓位禮。當時天下嘩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風各公使人賀，太後亦君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進立博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後及載漪內慚，日放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傑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會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後愈益怒。”
可見，太後發現有群氓從底層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其心態自是複雜的。一方麵，她得到剛毅等的複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另一方麵，她感到處處受洋人的“氣”，又找不到報複的機會。當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軍受義和團的影響在永定門殺死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並剖其屍後，局麵已愈發不可收拾。當時群情激昂，據曾紀澤的女婿吳永（時任懷來縣知縣，慈禧太後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憶，太後對義和團的認識是這樣的：
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後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著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麵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麵又製住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人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子，連皇帝都擔著很大的危險。”西太後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她如何利用了義和團而又不可收拾的無奈心理。
真正導致局麵無法收拾的，是義和團入城後發生的不受控製的滅洋教、殺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
第一批八國聯軍由英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自1900年6月10日組織自天津出發，16日向大沽炮台發出交出炮台的最後通牒。正是在11日發生日本外交官被殺、13日義和團入北京城的前後。15日，太後召大學士六部九卿人議，當著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許景澄是比較清醒的一個大臣，他進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正。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保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