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常寺卿袁昶進言：“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江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欷覷，聲震殿瓦。太後目懾之。
可見太後是不以為然的。
太後不僅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執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決心同各國一戰的，是端王載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偽造的一份外交團照會。經榮祿進呈的這份照會，要求四件事：
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
代收錢糧；
代掌兵權；
清太後歸政皇帝，廢大阿哥。
慈禧看到這份照會後，徹底的憤怒了。她高喊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滅此朝食。”
促使太後宣戰的另一線索，是6月19日召開禦前會議的當天，上海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國政府：
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作戰，它是由西太後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於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後，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
慈禧太後被幾種力量推動著：一是她對洋人強烈地痛恨，二是周圍頑固派的火上澆油，三是義和團煽動的全麵的對洋人的仇恨情緒，四是洋人對她的攻擊。這一切都使太後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和羞辱。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去總理衙門途中為虎神營士兵槍殺，使館中的外國衛隊得知後，結隊外出尋釁。義和團於是開始攻打使館。次日，清政府發布了“宣戰”上諭。
然而，慈禧太後真的是要傾全國之力與外敵決一死戰嗎？事實證明，當這口惡氣出得差不多的時候，她也就害怕起來。她的宣戰隻持續了5天。6月對日宣戰；6月22日又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同日懸賞洋人首級。
據記：“莊工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6月25日，密諭各省遍殺洋人，但袁昶、許景澄將諭旨中的“殺”字改為“保”字或“保護”字。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後。同時，太後還賞給進攻使館的神機營、虎神營和義和團銀各十萬兩。
然而，自6月25日進攻使館第一次明顯的停火開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幾次停火。
據赫德的記述：“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曆次攻擊並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去沒有一次幹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大間從中作梗。”
其實，真正害怕的是太後本人。她從6月25日開始即派榮祿前往使館要求停戰，榮祿在當晚九時得的議和命令，次日帶隊往使館界，懸一牌，書奉太後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鍾之久，不聞槍聲。”
慈禧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點，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60名義和團員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後尚未起床，他們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後在在吃早茶時聽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這才意識到情況遠比她意料的要複雜而危險。
太後對無法收拾的局麵，雖然歸罪於義和團和辦事不力的下臣，但並沒有完全逃避個人輕率魯莽的責任。她後來回憶說：“依我想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胡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百姓，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
這次打擊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鑾過程中，就急匆匆地準備在宮中召見各國駐華公使夫人，一反常態地要開展“夫人外交”。一方麵表明她認識到妄自尊大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另一方麵，她也是極力地掩示對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對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她是向來恨外國人的，因為外國人喜歡評論她的政府。
她的語言是：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如此無禮！這不是他們的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內政，他們沒有發言權。難道我不能處罰我自己的臣民嗎？如果我派到外國的使節，他們幹預那個國家的行動，試問，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同意嗎？
他們不喜歡我們的生活方式，可是“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喜歡。他們不喜歡，他們可走，我們並沒有請他們來。他們到我們國家來，那是我們的容忍。”
關於文明，她說：“當這些所謂文明國家的人還在把尾巴鉤在樹枝上打秋千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了，而這些國家竟厚顏無恥地派傳教士到我們國家來宣傳宗教，宣傳文明！”
關於傳教，她說：“他們給我們的人民灌輸基督教的毒素，於是中國信洋教的人馬上就不尊重我們的規矩和我們的傳統習慣。中國內地發生的多數問題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國人引起的。”
關於孝道，她說：“他們能給我們提供什麼比我們已經有的更好的東西？根本沒有！我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國人不是這樣，當他們達到一定年齡的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家，並且從此就不再服從他父母了。”
此外，她還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關教堂許多不真實的傳聞。最終，她認為“外國人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的禍根，但願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永遠離開中國，那我將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一反常態地招待外國公使夫人。當時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請後非常氣憤，說：“還講什麼禮儀？應該把她踩在我們腳下！她用槍炮對付我們，應該請求原諒的是她，而不是我們對她彬彬有禮！”但1902年6月的這次召見，使她們感受到了身為一個沒落帝國之主的威嚴，她們“忘記了幾天前聚會時大家義憤填膺的神情，一個個都被慈禧太後威嚴的儀表和這種莊嚴的場麵深深震懾，都遵照覲見皇後的禮節給她行了三次大禮。”
慈禧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擊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縣之雞鳴驛，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詔回：“近日釁起，團練不和，變生全猝，竟敢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
可以想見，慈禧在西逃的過程中，經曆怎樣的思想鬥爭過程。這從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別兩次降諭、一方麵要求直言，另一方麵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兩個月內提出新改舉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實，慈禧太後就是從此時開始、從宮廷禮節開始，著手曾經被一再擔擱的改革，雖然為時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爺”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積極的精神要素。
有人這樣描述慈禧：她有女人對美的追求，對青春的渴望。
正是從這個角度，人們對於女人當政有著奇特的偏見。婦人於政是不符合中國正統觀念的。於是晚清的衰敗，中國的失敗，都被誇大到必須由這位女政治家負主要責任不可了。而中國在近代麵臨的千年未有之變局，麵臨的亡國滅種的危機，必須由一兩個執政者負責，這種看法是偏離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的。從政治鬥爭的核心問題——權力鬥爭的角度而言，慈禧隻是做了她的角色讓她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機實非她一人之過。
對於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適用普通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呢？在權力鬥爭的頂峰上或旋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心狠手毒是一種必備的政治技巧，沒有這點能力，如何能對眾人之事負責？而責罵一位古人“潑婦”則大失風範了。嚴肅的學者應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分析政治人物的環境、對策及政策的後果。
對於慈禧這樣一位如此重要、又引來如此爭議的人物來說，很難作出服眾的公論。但是有幾點似乎經常被忽略了：
一是評價慈禧太後在有幾千年父權統治傳統的中國，很容易不自覺地受到男權思維的影響，本能地對女人統治懷有或多或少的敵意。慈禧之登上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權統治創造的機遇，而宮廷鬥爭誰能取勝，也實在不是她一人能決定的。
二是評價慈禧太後時，也很容易不自覺地受正統思維的影響。僭主政治和婦人攝政在中國曆史上都是遭懷疑和唾棄的。問題是，如果鹹豐帝以後的幾個皇帝如果能當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後強嗎？實際上，中國危機的根源在於千年的王朝統治，而即使奕訴被道光選定為繼承人，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中國落後的一個表現，如何證明皇帝換了人就具有了曆史上的正當性呢？從某一方麵來說，清朝沒有什麼特別過分的昏君和慈禧有很大的關係。
三是評價慈禧太後的概念化傾向。曆史人物的評價不能以“好人”或“壞人”的簡單標準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