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先進性代表”的黨員，還是大學校園的“精英”、“公知”，都是屬於古人所說的“君子”範疇。這部分人的道德水準，不僅是構成社會道德水準的一個重要方麵，而且是影響社會道德水準的重要因素。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上，必偃”也好，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供之”也好，都是對這些“君子”、“大人”道德的約束與規範。
當然，草根網民也應該有自己的道德自律意識，尤其是在虛擬、自由的網絡世界，這是毫無疑問的。楚王在《警惕“摸奶哥”事件發酵成“集體窺私門”》文中說：“其實我平素也有一定的好奇心和娛樂精神，但我明白站在紅線邊而不越線的自律之理。”對於這起“摸奶哥”事件中反映出來的網民道德失律的問題，他不遺餘力地呼籲，“當我們的窺私欲和娛樂心態泛濫到針對普通民眾的普通事件的時候，是不是該‘閑人止步’、紅線外稍稍駐足呢？”楚王的呼籲，並不是為“摸奶哥”開脫，而是看到了這起“圍觀”事件中更深層次的隱憂：“我想，警惕類似的摸奶哥事件發酵成集體窺私門的意義，不是為那些倒黴的摸奶哥們正名（他們大概也是‘名’得其所、理當被罰），而是應該警醒：當我們每個人的私人空間都有可能無意中變成大眾戲台時，我們合理的私人秘密，還能滿足其他人也許純屬娛樂並非惡意的窺私欲嗎？”
二、法律的審視與期待
社會的和諧穩定，一方麵依賴於公民道德的回歸與提升，另一方麵也依賴於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法律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應該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是法律存在的合理性與要義所在。如果脫離了這一根本，法律就不再是社會公器，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楚王對與法律相關的網絡熱點事件，同樣是有著他自己的審視，也有著每一個善良的人所有的期待。
在與法律相關的時評中，楚王反複強調的就是“公平正義”，無論是在“暴民”楊佳事件中，還是在“惡吏”文強事件中，都是如此。楚王既沒有隨波逐流地“支持”楊佳，也沒有聲嘶力竭地“打倒”文強，他所追求的，唯有法律程序和法律審判的公平正義。在《可能“必死”的楊佳，卻為何審判得讓人心生疑竇？》中，他說：“大家需要的隻是一個正義的、嚴格的司法程序，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完全還原真相的、公開的事實，需要的是對法律和司法基本精神的敬畏和尊重。隻有正義、透明的司法程序，以及完整的真相和事實，帶來的最終審判結果才會讓公眾口服心服。”在《程序更正義，“鐵案”才更鐵》中，他依然強調：“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如此浮躁，隻求文強速死以謝國人。相反的，我們完全可以對我們自己的司法能力充滿信心，對公眾的基本判斷力充滿信心。我們為何不能更加坦然、更加自信一些，讓程序更加正義、讓過程更加合法、讓民意更加理性呢？”
楚王一再強調法律的“公平正義”，這是因為法律的裁決不僅是對個案的處理問題，它還涉及到更加深廣的層麵。在他的《被“釣”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中，楚王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個案當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個案太多的時候，卻容易在事件的累計和發酵中被放大成信以為真的普遍‘事實’，讓民眾對法治賦予我們的最後保護權產生嚴重的懷疑。這種銳利的‘釣魚鉤’所傷害的對象不是某一個‘李榮壽’，而是糊塗裁判們裁定這種釣魚合法、正確以後，會一點點地侵蝕普通民眾賴以信任的最後靠山，以及整個社會賴以穩定的最後城牆。被釣魚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可怕的是由裁判不公帶來的人心沉淪、價值觀混亂。”
高明的醫家，“不治已病治未病”，法律亦當如此，“不治己亂治未亂”。楚王除了呼喚法律的“公平正義”之外，還關注著如何在“法治”過程中做到防患於未然的細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幹規定》，一時引起了社會的熱議。楚王在《何處才是媒體監督司法的“楚河漢界”？》一文中，分析了“熱議”的原因在於，“最高法院的這個規定中對此沒有予以細化和界定，缺乏足夠的操作性層麵的表達，從而給身為執法者的司法機關進行‘理解性執法’提供了可能。”考慮到“不排除部分媒體為了吸引讀者和觀眾眼球，或因為某種利益格局，故意甚至惡意進行歪曲事實或者傾向性報道；部分公眾也有可能基於自身的角度或者判斷能力所限，太過於感性、衝動而被媒體曲意誤導”這樣的事實，楚王一方麵肯定了這個“規定”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完善這個規定的合理化建議：“隻有依法設定一個媒體監督司法的‘楚河漢界’，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樣才是真正的法治和民主精神，這樣才能讓獨立的司法權得到更好的行使和保證，讓正確的輿論監督權受到更好的尊重和保護。”
對於一些突發性的“暴力事件”，如楊佳案、鄧玉嬌案、天門城管案，楚王認為，有關部門應該對此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隻要相關工作做得再細致一些、紮實一些，此類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暴民”的產生與消弭》一文，從當事人楊佳由“順民”變為“暴民”的過程中，表達了他自己的願望：“希望能從這些事情的表象背後探討更深層次的問題，讓整個社會都能反思和自省，以便防患於未然，讓這些暴民、暴行不再產生，還社會以本來的和諧麵目，還社會以安定和諧。”他的《無辜逝去的寶貴生命，能換來積極的結果嗎？》一文，針對天門城管打死“魏文華”一事，也有類似的願望：“我們期待著也相信善後處理問題能早日妥善、徹底解決，凶手早日伏法，有關部門和個人也能夠從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警醒。同時，如果我們整個社會少一點情緒發泄，多一些理性思考，多從建設性的角度剖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那麼壞事就會變好事。我們願意通過這個惡始而善終的個案，依然保持著對社會整體的正義感、以及維持正義的製度的基本信心。”《一把刀子，兩麵三刃，受傷害的到底是誰？》一文，對巴東“修腳女事件”作了冷靜的分析和思考：“在這場由‘一把小刀引發的血案’中，可以說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傷害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包括我們這些廣大的旁觀者和無辜的幹部群體，甚至包括這個社會體製的一部分！若是我們借此事件引以為戒，從諸方麵進行綜合整頓和預防，那麼該事件帶給各方麵的傷害有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它也算是巴東女服務員‘行凶’事件帶給社會的多重負麵傷害之外，唯一的積極影響吧——雖然有些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