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房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珍天物。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遊閑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話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雲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複斯言。
金帛多隻是博得垂死時於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隻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明末清初以來，善書流行，流通較廣的如《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新刻功過格一類的書如袁黃《陰騭錄》、株宏《自知錄》等。山人的這些言論可以說是善書、功過格流行的先聲，在表述上，功過格有如賬簿，逐日登記言行善惡，而山人之作的藝術味更重。
照管性靈是山人勸善的出發點，一切以個體在社會中的安全舒適為皈依，自然而然地演生為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當生存是第一位的時候，對靈魂的照管當然就會退後一步，鄉願的人生觀應聲而來。他們以智者、長者的身份出現，貌似忠厚和平，骨子裏卻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他們不斷地告誡人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隻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於我何幹；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晦，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為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權奸侫悻所推，既損名譽，複掣事機，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
持身不可太皎潔，與人不可太分明。
飽諳世味，一任翻雲覆雨，總開慵眼；會盡人情，隨教呼牛呼馬，隻是點頭。
這種鄉願人生觀有很大的市場，時下小品流行，其中就包含了對鄉願人生觀的認同，隻不過人們不願承認罷了。20世紀40年代，北平的一些人談小品，連周作人曾強調的對山人習氣的警惕也放棄了，對鄉願哲學大加讚賞。蕘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引用陳繼儒《岩棲幽事》中的一段話：“唐元征狀元雲：‘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餘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遊，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然後評價說：“這是老老實實的處世名言，可惜中國人隻知靠天，隻知命數。陳眉公故不覺得懇切的言之耳。”這種不痛不癢的廢話竟然被他當作處世名言，亂世之中，退而自保，似乎是心有靈犀。
山人小品傳達的是人生體悟，而這種人生體悟雖包含了人生哲理，但大多隻是情緒化的淺層次的體味，在晚明特定的文化氛圍裏更是如此。清言、清賞隻是想象中的生命安排，禪悟流於淺層次的捏合，議政流於清談，道德關懷流於勸善，也就一點都不奇怪。在這個意義上，山人群體通過調和精神解脫與生活享樂、文化傳統與現實需要，終於成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他們的價值隻在於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明代士人精神境界的標本，讓我們看到士人在政治黑暗的年代裏，退而自保，以虛無的人生觀對待世界的肥皂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