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靖間開始，明代士風、世風發生了重大轉變，“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唱此和，靡然成風”。至崇禎間，更是日趨頹敗，蠅營狗苟，百計求財，無德無操。天下風氣日益敗壞，政爭不斷，人心離散。晚明士人普遍意識到社會秩序混亂的根本在於道德操守的喪失，但如何恢複士人的道德操守，各人卻有不同的見解。
許伯衡在《張先生筆談題辭》一文中評價《梅花草堂談》：“事無分巨細，人不問親疏，多借以發其詼溏感慨之氣，往往有關世風經濟語。”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認為這是對於評價對象拔高的套語，這個觀點值得討論。大量的晚明集序、詩序中幾乎隨處可見對對象過分拔高的評價，這是事實，但對這裏所說的“世風經濟語”卻要作具體分析。明小品本身的內容十分廣泛，清初王晫、張潮編《檀幾叢書》，專收明末清初諸家小品，選例雲：“是書專載小品，不及大文”，而其“小品”所含非常廣泛：“有翼經者，有論史者，有莊語者，有諧語者，有談飲讌者，有識物產者，有能維風化者，有能廣見識者，有足供吟嘯者，有足資考訂者。”可見小品也有維持風化的內容和作用。屠隆《清言序》中談及所作清言的功效時說：“餘之為清言，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若披惠風，若飲甘露。”他的清言是其虛幻人生觀的集體表述，人生如夢，一切皆虛，體悟到這一點，便是對世人追逐世俗名利的反撥，促使世人猛醒。如果人人遠離世俗的爭鬥，這個社會不就能從世俗欲望中解脫出來嗎？陳繼儒《芙蓉莊詩序》雲：“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煙火之焰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這雖是論詩，卻也是對文學社會功能的揭示，當然也包括清言的濟世功能。時人曾稱陳繼儒“口津筆筏，孜孜惠濟，謂其為廣大教化主”陳夢蓮曾說：“文有能言、立言二種：能言者，詩詞歌賦，此草花之文章；性命道德，有關世教人心，此救世之文章也。”許豸在《福壽全書序》一文中曾對清言流行的現象進行了批判，說：“其所豔稱該博，惟圪拾幽異，災誌梨棗，與《搜神》、《雜俎》、《輟耕》諸錄誕繁辨詭雲，資談柄猶可，適於用若螌蛻然。”這也代表了陳繼儒的觀點。陳繼儒有數部清言小品，但他還有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的《福壽全書》，顧錫疇評價此書“具在扶頹俗，醒凡心，以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庚庚乎易知而易行也。”
道德秩序的破壞不是一朝一日的事，與世俗風尚、士人精神狀態、學術、政治風氣和社會經濟狀況密切相關，重建道德秩序與上述各方麵的整頓相關涉，山人當然無法承擔這一重大責任。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仍是晚明個性主義思潮的一部分，屠隆說：“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檢，養聲望，修廣庭，避瓜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己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跡；己所欲為，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在他看來，惜名檢、養聲望是政治家經世濟俗的作為，但卻“於物有濟，而於己稍妨”，個人隻要照管自己的性靈，不必濟物。他們對道德秩序的關心首先是基於對個體性靈的關懷，對儒家所提倡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人倫關係和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準則不感興趣。因而他們的主張帶有明顯的勸善意味，如屠隆《鴻苞》卷四十四《要言》：
世人所造萬惡，總是無明，無明破則萬惡破。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以疾病之心修身則寡累，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卷四十五《銷夏言》上：
有人解罪僧，僧醉之酒，髡其首而遁，其人醒自摸其首，驚曰僧即無恙，我安在？世人逐功名，營家國，理文字，而忘卻自己靈明方寸者，何以異此？
陳繼儒所論也集中在這個方麵。他在《安得長者言》題識中說：“少從四方名賢遊，有聞輒掌錄之。已複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雲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這是為日後子孫而作，如長者之言，自然帶有明顯的勸誡意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