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小品”有廣、狹兩義，狹義小品單指雜俎筆記，廣義小品則指除高文典冊之外，蘊含性靈，具有新、奇、韻、趣諸種審美特征的文學作品。在廣義的小品中，尺牘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最能展現文人靈心慧性的一種文體從對傳統文體的突破這個意義上看，晚明山水遊記和尺牘的成就最突出，其他各體因其承受著傳統的重負，或多或少地帶有古文的影子。而尺牘向來不為古文家所重，至宋代蘇軾、黃庭堅才以尺牘名家，桂未穀跋《顏氏家藏尺牘》雲：“古人尺牘不人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崖、盧柳南、趙清曠，始有專本。”尺牘兼具實用性和審美性，用於朋友之間的往來，馮夢楨《敘七子尺牘》中說：“原夫尺牘之為道，敘情最真，致用最博。本無師匠，瑩自心神；語不費飾，片辭可寶；意不泛涉，千言足述。”朋友之間，或道情愫，或敘故舊，或談藝論道，皆隨手寫來，“本無師匠，瑩自心神”。尺牘的這個特征決定了它是一種不具強製性約束的文體，作者可以師心自運，也就有了創造的餘地。
複古派主張文必秦漢，他們的尺牘也寫得古文氣十足。王世貞曾對流行於官場中的四六書啟表示不滿，並說“餘平生不作四六”四六書啟主要用於官場投書，多諛詞，與晚明尺牘不一樣，但尺牘也不排斥駢體，而在駢散之間達成一定程度的調和，甚至駢體的成分多一些。王世貞的這個態度無異於將駢體排斥在外，從而使尺牘仍沉浸在古文的傳統裏，不能有所突破。在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推動下，尺牘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可駢可散，雅言俗語，奔趨筆下，內容無所不包，或抒寫人生感悟，或談禪論道，或寫讀書心得，或以清辭麗句勾勒清景，隨意興所到，無拘無束，情趣盎然。尺牘成為實用與審美兼具的文體，而且愈往後，愈突顯出對藝術性的追求。如黃奐的《黃玄龍小品》中所收尺牘全都沒有標題，刪去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隻剩下充滿詩意的清辭麗句。
山人尺牘是晚明尺牘的重要組成部分。山人尺牘經曆了種種變化，徐渭的尺牘充滿牟騷不平之氣、而出之以曠達詼諧；王稚登的尺牘少了狂放，多了一層故意為之的清雅，不免流於俗滑；陳繼儒的尺牘，言實政娓娓不絕，論時世透辟人裏，談心境則清雅工致；黃奐屬於眉公一派，而寄情山水，渾忘世事。王思任說：“尺牘者，代言之書也。而言為心聲，對人言必自對我言始。凡可以對我言者，即無不可以對人言。但對我言以神，對人言以筆。神有疚，尚可回也；筆有疚，不可追也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山人尺牘的發展曆程正是山人精神世界演變的一個縮影。”
一、徐渭尺牘
徐渭一生天才卓絕，性氣狂傲，而遭際坎坷，於是“寒士一腔牢騷不平之氣，恒欲泄之筆端，為激為憤，為詆侮，為嘲謔，類與世枘鑿”，“不複問古人法度為何物”。他的尺牘既沒有複古派諸子的古文習氣，也沒有晚明文人工雅之習，純是性靈之文，袒露真心，可謂文如其人。如《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蘢蔥，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輩飛，上織烏兔。如斯純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鬥，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醖；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本卷所收為書啟，皆徐渭幕中所代作賀啟及幕中應酬之作。本啟隱去姓名，不知為何人，但為有交誼的官員無疑。這種幕中之作當然無法免俗，屬於四六書啟，而徐渭卻能運用自如，以靈氣禦典則，清而不滯，描寫夢境如真。結構也奇正相宜，描述夢景之後，才點明實為夢中所見，戛然而止，不多拖帶。至於朋輩往來，就更沒有什麼限製了，信筆揮灑，縱意所之，如《與柳生》：
在家時，以為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流，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同卷《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譬如掘礦，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這兩篇尺牘將投奔幕中的真實目的和境況全盤端出，不加掩飾，不似有些山人故作雅態，掩耳遮麵。字裏行間透露出絲絲苦澀，如果與王稚登訴說苦境的尺牘相比，少了風雅之態，卻真實感人。徐渭主張為文要有“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的效果，過分的雅飭常使人有不溫不涼之感，純任自然，一吐胸臆，才是感人之本。徐渭才高氣傲，一生失意，牢騷不平之氣一發於詩文，卻很少向人大訴其苦，而是處處有節製，這更表現出他內心的苦悶和壓抑。同卷《與馬策之》：
發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裏道，營營一冷坑（原文如此）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猶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好為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沒有喋喋不休的訴說，隻用了一個比喻就將幕中為人筆耕的生涯全盤托出，複以鄉思之濃襯出客中枯寂，尺寸之間，一個天才詩人的無奈和痛苦便搖落紙上，讀之令人心酸。同卷還有一篇《與季子微》描述晚年境況淒苦，無可與語的悲涼：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交百出，如有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皂白，反掌而更。即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複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徐渭與友人書中好以比喻傳達心意，從不用典，而且他的比喻都從平凡的生活中來，其意味確非追求典雅者比。前書的老牯牛之喻與此書染匠之喻都很妙，天地之翻覆，在匠人手中易如反掌，個人隻能隨命運逐波而行，對徐渭這樣天性狂傲的人來說，這種痛苦要比貧寒的生活更可怕。他的一生都伴隨著“回頭無人”的孤寂與悲涼，心頭翻動著無數坎河與人世滄桑，麵對種種不幸，他內心裏也仍然保持著一份孤傲，故落筆極簡省不論內心多麼痛苦，經曆多麼坎坷，他仍能於悲涼之中表現出幽默的態度，如《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卻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並隻在鄉裏故人足尺之間搖扇閑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寫自己年老體胖，動輒汗流浹背，汗水與塵土攪拌，活像個泥菩薩，極有風趣。本是年老體胖，不能遠出，過著清苦生活，卻以“隻在鄉裏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閑話”一語帶過，毫無忸怩作態之意，這樣的清閑生活是以雅士自居的文人墨客們所不能麵對的。又如《簡友人》：“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嗬嗬。”以極輕微之筆寫出了身命不遂之悲，心境清朗。
從徐渭的尺牘中可以看出，他晚年在邊塞幕中主要靠為人代筆或作書畫以換取資助，幾等於向人求乞，而他總能努力地保持一點人格的尊嚴，其孤傲不羈之性仍時有流露。《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煆，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侯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群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為賀。承命作啟與聯，抹卻擲卻。
投人門下，寄食為生，在賀典傳至之日，於柳下看煆鐵，不去祝賀，一般幕客絕不敢為。徐渭不僅敢為而且敢說，他是在有意以這種簡傲的態度維持人格的尊嚴。《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中有一篇《答張太史》，是他為感激張元忭惠贈而作，題下小注：“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書雲：
仆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襲，對證（症）藥也。酒無破肚髒，罄當歸甕。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即擬曬以歸。西興腳子雲：‘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對於別人的饋贈，他不是表現得感激涕零，而出之以調侃之筆，詼諧幽默之中保持了一份尊嚴。
但如果以為徐渭所有尺牘都是這樣就錯了，在經曆了太多的坎坷與苦難之後，他的心態愈加老辣，於人間冷暖不複介意，以嘲弄之筆調侃人生。而當年在幕中，他處處恭謹小心，如履薄冰，《奉答少保公書》五首，這裏舉其一為例：
門下諸生徐渭謹上狀明公台下：伏惟明公芳節表世，元勳格天，受知聖明，莫得離間。門下小子渭伏奉鈞劄，不勝歡喜，便欲馳詣階墀，稽首稱賀，以勢有不可，不敢不言。渭犬馬賤生，夙有心疾，近者內外交攻，勢益轉劇心自揣量，理不長久，若欲療之，又非藥石所能逋去。每欲入山靜養百日，以驗其可活與否，輒未遂願，以命延挨，言之痛心。前日稟辭明公，疾已發作，道遠天暑，抵家益增。今日伏奉使書，其人親見渭蓬跣不支，親友入視，送迎之禮仝廢。渭有此阻滯，自信不欺，輒伏枕定思，模仿尊意之萬一，謹以草就謝
疏，投附使人齎上，少備采擇。須靜養稍驗，天氣入涼，渭即馳詣門下，仍備任使之列，渭不勝歡喜悚懼之至。
徐渭以一諸生而能得胡宗憲信任，參與製定軍政大計，對他來說是一生大幸，但代價是犧牲個人自由和尊嚴。這類書劄與上麵所引尺犢大異其趣，話也說得極多，費勁為自己辯白，字裏行間表現出幕客的謙卑。
徐渭後來被袁宏道等人奉為“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他的尺牘就具有這樣的開辟之功。除了官場應酬之作的四六體外，其餘小劄皆以散行，擺脫了古文書啟的縱橫氣，而質性自然，文筆老辣頹放，俗語俚句略加點染，風味迥異，為山人尺牘中所僅有。更為突出的是他曆經磨難而孤傲不馴的人格精神和不卑不亢的態度，是後來山人所不可企及的。
二、王稚登尺牘
王稚登具備了成為名山人的一切條件：家世代為賈，至他始治儒業，饒於資財，使他可以廣交天下名士；不好舉業，泛濫於子史百家，研攻騷選歌賦，兼善書畫，精鑒賞，聲名遠播；三十歲貢入太學，校書光祿，名滿天下；求為中書省中書之職，不能得，乃歸家不仕，優遊林下；複有俠義之心，為故相袁煒經紀其喪，王世貞的兒子王士嘯係獄，他傾身相救，深得時人推重；又好獎引寒素，為人遊揚稱譽；風流韻事也為他增色不少，與秦淮名妓馬湘蘭相交好，曾救馬湘蘭於囹圄之中。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穀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對他的評價非常高，但他也是山人中名聲不佳者之一，與人爭訟不斷，受了很多攻擊，張獻翼作《山人歌》》用吳中俗語譏刺他，借土地罵道：
你也忒殺膽大，你也忒殺惡心，廉恥咦介掃地，鑽刺咦介神通我見你一掬進一掏出，袖子裏常有手本，一個上一個落。口裏常說個人情，也有時節詐別人酒食，也有時節騙子白金。硬子嘴了了說道恤孤了仗義，曲子肚腸了說道表兄了舍親，做子幾嗬腰頭僁擦，難道隻要熱鬧個門庭。你個樣瞞心昧己，那瞞得灶界六神。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作者是張獻翼，是為駕王稚登而作，但據馮夢龍注，《山人歌》是為諷山人管閑事而作，在民間流傳，張獻翼隻是對它加以潤色而已。張獻翼把矛頭對準王稚登不是沒有原因的，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從王稚登《謀野集》中可知他確實善於交遊，屢作書舉薦人，經常與其他山人爭訟，彼此攻擊。為王稚登畫出一個完整的人格肖像非常困難，那些為他作的種種集序、贈序、墓誌、傳記都隻說好話，隻有一些零星的事實可供把梳，但文如其人，我們還可以從他本人的文章中找出線索。
王稚登的尺牘影響很大，生前就結成專集出版，“江陰鬱文叔類集而壽之木，屬名《謀野》，敘甚悉也。薦紳先生、章縫髦士輩鹹膾炙嗜之，業已盛播矣”。屠隆還對《謀野集》加以評釋，由種慎堂刊刻成《屠先生評釋謀野集》。晚明以迄清初，各種尺贖選本很多，專門為當代尺牘作注的卻極少，為什麼王稚登的尺牘備受青睞呢？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指出：“晚明尺牘小品的總體傾向是走向了藝術化、審美化，而弱化了實用的功能。”但也不能否認還有另一種傾向，即在藝術化的尺牘中實現其實用目的。清蕭士珂編《牘雋》四卷，書末附有“當務發凡”數十條，如治術、政務、頌禱、慰存、迎餞、造訪、述懷、賞眺、清適、禪悅，每條列出當用慣語，如“國是”：“朝家之機務，謀而善斷，群策群囂，一尊可定，其虛與公平。”③這類實用的套話可以從王稚登的尺牘中大量發現，隻不過說得更加巧妙，他的尺牘典雅輕靈，善戲謔，是審美與實用的典範結合，因此才盛行於世。
王稚登的尺牘集名《謀野》，就已引出其中意趣，集中尺牘大多是為與權貴官僚交往而作。王稚登善於交遊鑽營，他的一生沒有多少坎坷，故尺牘中少了一絲苦澀，多了一層油滑，故作雅態。既沒有徐渭的孤傲，也沒有陳繼儒的冷眼熱腸及對世事的洞察，其所抒寫本無大事，失意或得意皆關乎一己。有時娓娓不斷，聒耳亂目，有時過分地優雅，讀之如食蜜，有時作戲謔狀，卻又顯得輕薄。《答大鴻臚張公肖甫》是一篇奇文，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