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晚明山人對官場鬥爭十分厭惡，避之惟恐不及，逃於禪，逃於隱，以清雅的生活方式獨立於世俗醜惡之外。但他們不是徹底的逃避，隻要有機會，他們總會對時政大發議論，他們的這種態度可以用陳繼儒“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的話來概括。同時，對現實的失望也激發出他們對社會道德秩序的關注，這一點常常被人們忽視，而這也是山人小品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寄希望於道德秩序的恢複，但又與東林黨人以重提程朱理學為標誌的道德重建運動不同，他們認為人心淪喪源於對權力、財富的過度占有欲，因此想要以增強個人品性修養，提倡清雅自持的生活方式來消減人的過高欲望。他們倡導極度世俗化的處世方式，一切以個人的安身保命為中心，不與他人衝突，形成了一種“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的鄉願處世哲學。
山人議政有兩種方式，一是對政治的泛泛議論，不涉及具體政事，陳繼儒的態度比較有代表性；二是在製度層麵上研討，以及對政治風尚的議論，屠隆較有代表性。以下的分析就以二人的言論為主。
陳繼儒在《岩棲幽事》中屢次表達了他的處世觀，其中一則雲：
洪崖跨白驢名積雪，其詩雲：“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為人。”黃山穀自題像雲：“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餘謂有古語雲：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我操中下法，庶其免乎！
因此陳繼儒很少對具體的人、事發論，而隻談從政的應有素質及從政原則，《安得長者言》中這方麵的內容最多，如：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複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複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為快，但此端一開，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為政，可畏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麵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麵，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台誅之藥石乎！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俠義，得中則為正氣，太過則為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為實，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聯係晚明朝政，陳繼儒的這些話絕非空談，而且表現了一種清醒和理智的態度。晚明士人對政治極為冷淡，發言不免尖酸刻薄，冷嘲熱諷，帶有非常強烈的感情色彩，常使人感到一股透徹骨髓的涼意。陳繼儒雖然顯得比較清醒、平和，但在根本上還是冷眼相向，所以才能看得這麼清楚。他以超然事外的態度看待政治，清醒卻於事無補，與那些激言相加，冷語相向的士人沒有本質區別。他沒有構建一套政治體係的原則和學說，甚至可以說沒有原則，一切視現實需要而定，因而他的這些話勸善的意味很重，這對處於政爭激流中士大夫來說，無異於自說自道。
明代士子埋首八股，八股之外，不曉曆史，不知政事，隻知代聖人立言，完全喪失自我。針對這種讀書風尚，晚明的士人以讀奇書、異書相號召，試圖將自我從聖人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雖與八股風尚相去甚遠，但從自我封閉的角度看，二者沒有多大差異。晚明的安致遠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前輩雲，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為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眥，忽而皺眉，忽而破涕為笑，忽而轉喜為怒，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麵皮，掐痕斑剝，害同蟫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不得已則以詩話、畫苑消之。
讀書是自我生命受用的一種方式，如果影響了自我的愉悅，當然在排斥之列。陳繼儒則主張讀史，他希望通過讀史實現培育人才廣闊心胸和練達實政的能力，《狂夫之言》有一則長文專門闡述他的觀點：
天地間有一大賬簿，古史舊賬簿也，今史新賬簿也。人家盡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鑒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仇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財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製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麵，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擱），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餘嚐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鑒》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賬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敕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需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因記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魯莽。是於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