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雖崇信佛道，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從未拋棄對世俗亨樂的追求，“坐不可一日無客，客無雅俗，鹹禮接，即生平背憎懷隙者詭自前，無間也。頗樂豪華，不問瓶粟，而張聲伎娛客窮日夜”被佛教視為文字障的文學創作也不曾須臾離。他曾自懺：“餘自知胸中萬事都不置念，一上蒲團，空空蕩蕩，了無雜念。止是愛看書史，撰文字，答翰劄，人夜輒苦夢魂顛倒。三日不讀書，夜夢便淸。何由取金剛斧，斷卻此事，作三家村中一無事漢。”屠隆將生命視為虛幻，卻又不放棄生命享樂，隨緣任運，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在晚明山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無論在行為上還是在理論上，他身上永遠充滿矛盾，而正是這種種矛盾將他的心路曆程毫無遮掩地展示在我們麵前。
《鴻苞》卷二十二《廣桑子遊》是一篇少有的奇文，約八千餘言，它實際上是屠隆的生活和精神自傳。開篇寫：“廣桑子為吏困於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談，行不典之禮。”遂厭棄世法，“縱心廣意而遊於漭漛之鄉”，“挾一煙霞之友與俱，各一衲一瓢，以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乞食於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日行甚緩，遇樵人漁父、村氓野老，與談田野之趣。屠隆還設想出種種憊外，渡河、惡少、強盜、重病、虎狼之難，其遊可能會隨時中止。一旦獲免，其遊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為主，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亦及之，更遊於赤縣神州之外。遇會心處，或旬日居之，終朝趺坐，若在曠野，意興淒絕，亦蕭瑟有致。入通都大邑，遇目眾生，興到人酒肆沽酒縱飲，世人驚為仙人，須臾徑去。見高門大第中王公貴人置酒為高會，廣桑子雙眸炯碧，意度軒昂，高唱道曲，為貴人所逐，遂遁去。至一處，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時值城中人行春，遇一書生，邀與眾書生飲，聽其臧否人物，揚圪風雅，道人不出一辭。末作一詩雲：“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人桃花去。”眾書生驚為天仙之語，遂強挽人城。道人更宿諸人家，“或登高堂，或入曲室，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居一月，忽告去。入山，遇一老翁教以虛靜無為之旨。複又造訪故人家，與論解脫塵縛之術，“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又論三教之旨，以三教合一為皈依，以為“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辭友人而去，乞食於途，向眾人廣為說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與一書生論辯，談仙佛之道，一少年怒欲毆之，廣桑子笑而不答。夜宿逆旅，有婦人冶容豔態與調笑，廣桑子恐用誌不專，為邪鬼所乘，遂端坐不為所動。“廣桑子遊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煉心之助，雖浪遊亦不無補哉。於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這篇文章收人《寶顏堂祕笈》時題為《冥寥子遊》，林語堂對此文評價極高，說它“頗有《遊仙窟》的味道”，他認為：“（《冥寥子遊》）在小品文中一奇書也，而在中國文學史上亦一絕無僅有之奇作也。所謂奇者有四：中國隨筆，向皆短篇，無長八千餘字之成篇者，是篇幅上之奇。非策論，非遊記，非小語，非語錄；亦論遊，亦紀遊，亦問答，亦描景，亦空玄，亦具體，亦細密，亦遐思，亦幽默，亦莊嚴，此體裁上之奇。下筆千言，如裏老罵座，抒發幽情；如古寺鍾聲，而安閑放逸，可俚可文。忽而說及忍溺，忽而牽花惹鳥，一把詩意可掬，是文字上之奇。人則得道，我隻好道；人則能之，我則未能；人則高雅，我未免俗。不以市隱自命，隻得另求娛境。與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做寒喧，而得略談田野之趨（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獨得小品風致，是意境上之奇。”林語堂所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在文體上的獨異之處，表述上也極飄逸。
這篇文章與傳統人物傳記的寫實筆法不同，也與以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為代表的虛構的、理想化的自傳不同，而帶有強烈的個人精神生活史的味道胃此文中的廣桑子即屠隆，這是一個道教意味很重的名字，與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王績自稱五鬥先生、白居易自稱醉吟先生有很大區別。這表明單純的隱逸已不足以滿足士人的精神需求，他們需要宗教支撐人生。這篇奇文雖然仍沿續了自傳的虛構特征，與此前簡約的自傳相比，篇幅極長，鋪排甚多。更為突出的是他所呈現的不是一個定型的自我，而是一個行遊於世，不斷進行精神探索的自我，即他在文末所說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文中的種種情境具有明顯的象征意昧，如入通都大邑象征著屠隆的山人生涯，與眾書生置酒高會象征著他風流自許的才子性格，入曲室歌舞之場象征著他縱情享樂的放縱生活，末尾處遇婦女挑逗象征他對女性的矛盾心態。這是屠隆自我形象的典型寫照，他雖努力使自己表現得超凡脫俗，但還是展現了其內心的複雜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