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成學治古文製義者，欲廣布風流，傳宣方國，執非附青雲之士不可，走束帛問序賢公卿，暨閎覽博物君子，聲施有藉，計良善。
陳繼儒亦雲：“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宇之，幾於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彼亦不複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為行卷蓋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
這種幹謁活動的目的是得到賞識，提高社會聲望，或隻在縣學、府學的考試中產生一些作用，如人學為生員，或得到廩生資格，對舉人、進士考試而言，這類幹謁活動得不到實際好處。這種幹謁活動還通過頻繁參與各種上流社會或文人社會的“雅集”，包括結社酬唱之類的文學活動，借名人抬高自己，擴大影響。這種活動因其較為明顯的功利性受到各方麵的批評。明代山人的幹謁活動則更是以直接的利益追求為目標，他們需要得到官員和藩王的財物支持以維持生活，而不是為了施展個人的抱負和理想，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用現代術語來說，山人的賣文幹謁活動是以他們自身的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同時也得到相應的報酬。但這種除去了“致君亮舜”這套傳統理念的幹謁活動自然得不到人們的認同。
陳繼儒在《題李茂承詩草序》中說：“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往往借為筐篚，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此詩道之辱也。”就是說山人是以詩文為交遊工具，結交朝中官員，最終得以過上相對富足的生活，即“營二窟以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牒草》提要雲：“有明中葉以後，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借士大夫以為利，士大夫亦借以為名。”這段話也是對山人活動的明確認定。“借為筐篚”、“借士大夫以為利”雲雲，都是對山人幹謁行為的指斥。明代對山人多有譏刺，連身為山人的張獻翼、王稚登、陳繼儒也不得不通過對其他山人行為的指斥表明自己的態度，張獻翼還作《山人歌》諷刺山人。朱國楨雲：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富貴浮雲。餘曰：“且與汝仔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頭尾輕用。隻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於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我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於功名、富貴皆不可得，故以山人自居，但並非真的浮雲富貴，朱國楨此語可謂直刺其心。薛岡的一段話對明代山人幹謁活動描述最為生動：
山人之號，不著於古，古有其人；盛行於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采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嚐一日離箕潁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條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況今人哉！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為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於此，苟其無位，質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為重？有誌之士，鹹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為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徼盼睞，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技，雜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為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聲譽，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剌遍投，唯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閽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侈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略，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薛岡亦為山人，“遊梁，遊洛，遊燕、趙、關、陝者幾三十年”，但他對山人的指斥卻最嚴厲，可見山人的幹謁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現象。與其他類型的士人活動相比，山人的活動還是流動性的。中國傳統士人的流動一般說來有兩種：一是“壯遊”，如蘇轍所雲：“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二是官員宦轍所到曆遊各地，稱“宦遊”。不過，所謂“壯遊”在後世更多地伴隨著幹謁求舉的活動，例如明代士人要參加鄉試、會試，從各地集中到省會、京師，既為參加考試，也可趁機交結天下豪俊。山人活動的流動性很大，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問舟車於四方”，陳繼儒以“遊客”稱之是很形象的。山人投靠謀生的經曆很長，但投靠某個人的時間一般都不長，所以總是不斷地流動，四處為客。以徐渭為例，他入贅潘氏後，隨潘父前往廣東陽江。參加鄉試曾多次至杭州。人胡宗憲幕府，隨入閩，胡宗憲敗後，應大學士李春芳之清往北京，不久辭歸。後又赴宣大巡撫吳兌幕，北上塞外。徐渭的一生長期流動，足跡所至，真可以說幾遍天下。又如盧柟出獄後北上京師，至彰德，又南下金陵，王世貞記其遊蹤雲：“柟既別世貞去，南遊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曆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六月卒。”金在衡“以布衣寓居金陵，而久遊吳、楚、淮揚之間”，呂時臣“嚐遊吳會，過白下，出淮泗，登泰山，謁闕裏，因至青州，客於衡府”。山人這種流動性的突出之處在於鮮明的功利性，既沒有壯遊的胸懷，也沒有宦遊的方便，一個目的就是通過流動獲得生活所資。王世貞《送吳士遊鄖陽用貧士韻二首》其一雲：“本為聊托息，非用借光輝。南畝有棲糧，矯翮且一飛。晨當暫相辭，夕當複來歸。蹙足未朝食，原嚐代其饑。千載士失職，鼎鼎私所悲。”山人行遊各地，不隻是激揚名聲，如詩中所雲“非用借光輝”，還要“聊托息”，何處有“棲糧”，便去往何處。袁中道《遊居柿錄》卷5所記方子公（名文僎）就是這樣一位山人，他先是潘景升的門客，從其學詩，貧極，九月猶衣練衣。後遇袁中道下第歸，念中郎吳縣衙中無人可談，方子公差文雅，於是便薦他前往：
子公遂東下，至吳中見中郎，中郎留之衙舍。退食之暇，與弈，稍分俸給之。得金即以治衣襲，市治童，招飲客，不數月又貧矣。然中郎終憐其人質直無他腸，自丁百春解官，凡遊曆皆與俱。新安人見其多縉紳長者遊，稍稍禮敬之，乞貸亦有應者。然得即以市酒招客，不宿囊中也。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於真州，與子公聚甚洽。後同入都，飲興益豪。己亥之夏，同丘長孺、中郎於崇國寺王章甫寓中，大雨三曰，不能出戶，曰夜沉飲。子公夜擁歌兒入曲房。夜半，歌兒忽大叫曰：救我，救我！時門已倒扁，急開門，歌兒曰：方先生化為蛇矣！夜光明滅中，見方首僅如蛇大，上卷複下覷，甚可怖畏。子公亦不以為訝。丁未，從中郎南歸，至儀真僦居。中郎補銓曹，子公抱病往依之。至臨清，病不能前，遂卒。
陳繼儒雲：“邇來大雅道喪，遊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麵目可憎。”之所以說山人“大雅道喪”，就是因為這種活動不是為了揚翊風雅，而是為了更直接的經濟目的，即獲得生活所資。山人流動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通過交結名公以成名，為自己提供客遊公卿貴族的方便之門，李維楨雲：“蓋自嘉、隆以來，寓內所著山人彌道踵地矣。上者閉門戶談道，藜羹短褐不厭死而已；次者操觚談藻，寄適於山川花月，時時遊大人以成名。大人亦喜延攬，見為能下士，互相評目而山人滋重。”故當時有“山人不山而時時塵間，何以稱山人”的譏刺。但貧寒之士沒有士大夫的品評獎拔便無以為生，交結名公以成名，也是等級社會中人們謀生不得已的手段。對山人批評最為嚴厲的薛岡也承認：“人亦有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大夫齒頰之能令人重也如此。餘嚐謂丈夫七尺之軀何所不足自立，而顧藉人之口以成其名？太史公亦曰：匪附青雲之士，安能聲施當世！誠悲哉其言！苟不青雲，將遂湮沒弗彰乎？此士之所大恐也。”
上述山人這三點決定了他們的群體特征，即作為功名無成的無位者，不得不以詩文書畫（以詩文為主）為工具，幹謁權貴，不斷地流動，以獲得“幕修”或贈與為最主要的目的。山人入幕嚴格地說不能算是幕僚，是“幕客”式的私人顧問或清客，沒有官員資格，自然也談不上有前程。清代幕府中的幕僚被稱為幕友，與幕主之間是上下級兼朋友的關係，明代山人人幕隻能算是“幕客”，明人稱之為門客。他們有求於人，其地位類似於清客。因此，山人隻能曲意奉承，阿其所好，低聲下氣，當然為人所輕。另外，在人們視科舉為正途的情況下，這些走入“岔路”、“異途”的山人受到社會的歧視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