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位者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功名，二是沒有官位。明代的科舉製規定了人的功名身份，可分為諸生、貢生、舉人、進士四個層級。沒有功名身份的士人是典型的無位者，如前文引錄的《梅塢遺瓊》、《盛明百家詩》中所列的山人。在這四個功名層級中，諸生雖然有功名，但沒有入仕為官的資格，是山人群體最主要的構成。貢生雖有人仕資格，但名位低下，隨著時代的變化，很少有人以貢生入仕，這些人成為山人的也不在少數。舉人雖有入仕資格，但一些不人仕為官的舉人也走上了山人之路，如梅鼎祚、張鳳翼；進士成為山人的占絕對少數，都是落職罷官者，且隻有當他們以幹謁拜求的方式生活才稱山人，如屠隆。詳盡分析見第一章第三節。
所謂“薄技”，指詩文書畫。山人以詩文書畫為謀生手段來獲取生活資料，明代中葉以來十分普遍。
先說書畫。謝肇淛說：“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縉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蹤，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而明代書畫家中“布衣處士”大量出現：“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複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山人大多以書畫知名於時，僅《明畫錄》中著錄的著名山人書畫家就有十幾人，如盛時泰、陳鶴、沈仕、何白、莫雲卿、陳繼儒、高激、陳淳、徐霖、徐渭、童佩、周天球、宋登春、黃之璧等。如：周天球“以詩文書學名世。墨蘭一種，自趙鬆雪後失傳，惟天球獨得其妙”（卷六）童佩“畫花鳥與呂紀仿佛”（卷六），陳鶴“寫山水殊草草，若不經意，而筆墨流動，於頹放中複有規撫。兼工花卉”（卷四），沈仕“所作山水，風神氣韻，高出流輩，花卉亦佳”（卷四），何白“所畫山水，用筆疏散而有法度”（卷四），莫雲卿“工詩文書法，性複豪放，山水宗黃大癡，揮染時悉從磊磊落落、鬱鬱蔥蔥時發之，故神酣意足，而氣韻尤別”（卷四），陳繼儒“畫山水涉筆草草，蒼老秀逸，不落吳下畫師俗魔境”（卷四）。另據《無聲詩史》，王寵“書法出人晉唐……作畫仿黃子久，蒼秀處不減征仲”（卷二），安紹芳“字臨《曹娥碑》，書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卷四）。張鳳翼、張獻翼、梁辰魚、沈明臣、曹子念、汪顯節、王稚登、趙宦光也都以書畫知名於時。
次說詩文。明代山人雖以書畫名於時，但他們之得名，主要還是因為詩文創作。詩文在文化活動中向來占主導，是當時的正宗文體，一個人要想在文化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顯示其詩文才能。山人王越以善書知名，後改而為詩的經曆很有代表性：
是時山人善為其鄉人薑立綱書，侍禦季父太仆先生好之，有所論撰，必山人脫草，輒諷詠若有得者。已乃自為詩，先生時竄定焉。久之，山人書益工，益有名，東走蘄黃，西走荊郢，南走沔鄂，北走襄樊，王公貴人，閭閻韋布之族題門署榜，勒石殺青，大半山人手筆墨。而山人不欲以書擅名，亟談詩矣。
王越不願意以書法擅名，而願意學詩，除了個人的喜好，也反映出了當時流行於山人中的風尚。李維楨雲：“今之能為詩者，所在而有。其人則遊大人以成名，或廣引儔類，互相標幟，而酒人博徒跳踉忿詈，迫協士大夫以張其聲譽。詩道之喪，莫斯為甚矣。”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還說：“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薦紳唇齒為糊口計，詩亦不合名作。”對山人以詩幹乞名利的行為提出批評。譚元春以“薄”字修飾山人的創作，以及李維楨對山人文學的輕視，主要還是對山人以詩文為手段的幹謁行為的鄙視。出賣詩文的行為在中國古代並不少見，曆來被士人視為正當方式，為什麼對山人的行為如此苛刻呢？這是因為，官僚文人以賣文獲取酬金，一直隻是業餘活動，是副業，做官才是正業。他們所得的酬金是輔助收人，正常的收人是官俸及其他。如韓愈為人寫墓誌碑銘所獲頗豐，以至被人譏為諛墓；李維楨為人作文，“骱骷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其詩文聲價騰湧。雖然人們對其人其文的品格有所指斥，但對賣文行為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鄙薄之意。而山人則靠出賣詩文書畫為生，這是他們生活來源的重要部分，而且要“遊大人以成名”，“冀薦紳唇齒為糊口計”。如俞允文“少貧，所食恒半菽，至或並日炊，然一介無所取。晚節聲轉重，人或以誼餉者，亦不為飾詞，然大不能。至束帛少，或算器食而已”。王世貞這段前言不搭後語的評述，將山人賣文為生的生活困境寫得格外清楚。王世貞在為另一個著名山人王稚登的父親作的壽序中說：“今天下以名歸百穀，毋慮委輸然，征言者以日至，問奇者以旬至，守相之幹旄又月至，然而無救於挫產也。即百穀之為文詞遊思太古以求征言之合，夜猶篝一燈，囁嚅不休，劌肺腑占唇吻而後獲天下名，然無梂於其病也。”王稚登賣文到了如此程度，恐怕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
另外，山人的賣文行為還伴隨著幹謁活動，詩文成為幹謁工具。當時，賣文所得不足維持生活（個別名山人和書畫家除外），賣文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借以激揚聲名，利用公卿將相、藩王貴族的好名心態，求得更多饋贈賞賜。以前的官僚文人賣文是受求於人，現在則是有求於人，差異顯然。幹謁之風在唐代文人中十分流行，幾乎涉及各個階層的人，從未人仕的士人到各層官員，但他們總是理直氣壯地去幹謁，絲毫沒有羞愧感。這是因為整個社會達成了以推賢進士為至公之道的共識和禮賢下士的政治空氣。但在明代，科舉體製十分嚴密，國家所需的各種人才都要通過科舉獲得，以幹謁方式得到提拔隻是官員的私下活動，非科舉出身的人才被排斥在國家機器之外，正如鄭若庸所雲：“專務科目，泥於格令。”社會上沒有形成求賢和舉賢的輿論，所以幹謁活動和行為受到大多數人的鄙視。如文林曾說：“嚐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為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為之乎？”再往後，出現了一些幹謁活動，如士子向官員投贈，投贈對象是縣令、知府、提學使、科考官以及當代名公，這些活動得到了人們的認可。陸培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