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
林達在《西板牙旅行筆記》中比較詳細地考察了西班牙那段牽動國際的內戰史，一個被國際縱隊理想化的慘殺史。
被意識形態嚴重割裂的群眾，一分為二為左右兩派，在複雜的國際形式下，癲狂起來，亢奮屠殺，革命以革命的名義隨意槍殺“反革命者”，右派肆意報複，無數知識分子在不明就裏的情況倒下，或麼是自己的陣營，要麼是對方陣營，要麼幹脆就是殘暴的沒有理由的殘殺。共和派內部盛行一種“兜風”的行刑方式——被關在監獄的所謂＂反革命者＂，突然被一隊＂革命者＂拉走“兜風”，走時卡車滿人，回來時車廂空空。那些被兜風者，下落可能有二：要麼暴屍街頭，要麼斃命郊外。
在那裏，沒有獨身其身，隻有打著各種旗號進行瘋狂射殺的鬥爭，共和派與佛朗哥派之間，共和派內部之間，陣營清洗與戰場炮火，同樣無情地屠殺著無數無辜者。
那些高唱著國際歌的國際誌願者，在西班牙大地上沒有找到善良與理想，收獲的是來自敵人或自己人的子彈，不少人是狼狽逃竄，理想破滅，精神殘破。
人性惡的普遍囂張，不再有意識形態之別，甚至，張揚善的政黨或組織，其惡行更為可恐！
一個把報複視為正常行為邏輯的民族或政黨，是沒有明天的。以殘酷清算了“階級敵人”的殘酷，其實不是證明自己行為的光榮與偉大，而是在證明對方行為的合理性。在那看似痛快淋漓的清算裏，你，這個打著民主與自由，無私與博愛旗號的人，和你反對的人一樣邪惡，一樣是草民百姓的敵人。“任何對抗，是有勇氣和能力讓自己變得和對手不一樣，否則，就依然是落在對手給你預設的陷阱裏。”
佛曰：怨怨相報何時了。佛看到了武鬥的虛妄。針鋒相對，隻會讓戾氣飛揚，留下的是他們的英雄，而血肉化為塵埃的，是芸芸眾生。
分類：精神抽筋。
鄉鎮青年的成長分析
“記得多年前看郝舫寫的KURT KOBAIN的傳記，跟著熱血沸騰。那時候我20歲，以為自己是垮掉一代那個路子，理應在酒精，亂交，天才的寫作中的了此殘生，年齡日長，幾天前我過了29歲的生日，卻最終發現，哥們真是理性，建設性，我喜歡巴赫，看青山，綠樹，進D廳就不自在，見到陌生女生（也有男生）仍不安——有時還用大聲喧嘩，傲慢來掩飾不安，有時候，我懷疑自己是六十歲的心髒，但是，每當看到電影裏英雄主義場麵，不管是古羅馬的，還是拯救大兵裏的，是編造出來的指環王，還是真實的，我都熱淚盈眶，我迷戀那種節製的力量，那種在不可逆轉的悲劇麵前，仍保持從容，鎮定的氣質，昨天看了一整天的上的LINCLON的憂鬱症的文章，為此動容。”
這是我摘錄許知遠博客上的一段話，盡管我想用部分話語，但為了避免以偏蓋全之嫌，我乃大篇幅引進。此段話的中心思想，我想大概歸納為：許是一個自小內心憂鬱，耽於幻想的鄉鎮少年。在叛逆的青春期受到天才人物成長的啟示，可能不是天才，也不安於平庸的成長，幻想自己就是天地間至大至剛的英雄，並被一些虛幻的高大的悲劇形象所震撼，迷戀“力”。因為內向，手無縛雞之力的緣故，這“力”不是漫山遍野的“蠻力”，是有節製性的理性之力。這也許造就了許的性格：救世情懷、抑鬱神經。許自稱的鎮定和從容，在我看來，乃是有節製性的力的延續，它基於一種對自身限度的認識，似乎抽去了苦難意識和悲憫情懷，這可能就是他招人詬病的根源所在。當然我們也可能如此認定：許的“鎮定”，是懼怕改變環境而引來“殺身”之禍，他是孱弱的，膽小的。他給自己的“可憐”披上了知識的外衣——“節製的力量”、“從容和鎮定的氣質”，以至後來〈經濟觀察報〉標榜的、許所先上的“理性和建設性”。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仍是那個剛剛從農村到北京上學的小學生，那是22年前的事情了吧！我記得自己上中學時，上大學時，總是和大城市的孩子們玩不到一起，我經常會覺得自己很土，到了初三還不知道TDK是什麼，工作了很久，去那些北京最時髦的酒吧，還覺得不舒服，在社交場合，總是不知道如何開始第一句話，記得有一年，悲痛的發現自己，永遠成不了凱魯亞克式的作家，心裏苦惱不已，覺得自己乏味異常。”
這段話同上麵的摘錄同出一處。許知遠終於從鄉鎮跳向城市，這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中國鬧騰在大的、住著全國最牛的人的都會。那個鄉下的憂鬱少年猛然間投身中國最牛的大學，身份的瞬間轉換，讓人很容易發生視角幻覺，仿佛自己真的是主宰城市命運的未來精英。鬱鬱氣質的人，最容易患上精神貴族的強迫症——把眼下的不如意，想像成命運對自己的錘煉；把社會的不公與不義臆想成自己將來改造的目標。在虛假的使命感中磨練自己。當然在如此的精神和意誌的八卦爐裏折騰，變化格外迅猛。
有了精神貴族意識的許，因為來自鄉鎮，對物質的沉醉尚未適應，他不習慣走進酒吧，不喜歡和漂亮女生搭腔，“在社交場合，總是不知道如何開始第一句話”。我說，這種對物質都市的“不舒服”，是精神貴族的習慣性抵觸，但如此不適，並不防礙他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靠近或欣賞。
前幾日，我和博友（我稱博客上認識的朋友為博友）1944聊到這樣一個話題：目前社會上有抱負，或者說幹預主流價值觀的人，很多是鄉鎮出身（我這裏的鄉鎮包括縣城和三線城市）。他們出身小康或著貧寒家庭，從小成績優異或者不上不下，但他有著文學或思想或文藝的偏好，當走進大學的那一天起，他的世界不再風平浪靜。他開始左右開弓，汲取知識與思想。他書本上閱讀的苦難多於生活苦難，他文字裏的憂傷多過現實中的援手相助，他愛真理，他鄙視一切以強權和強力解決問題的邏輯與手段。當他走出社會，他的教養與學識，讓他有條件成為精神傳道士，他開始進入媒體，扛上攝影或攝像機，幾番沉浮，在都市中修築著自己的精神高地。這裏的，有我熟悉的譬如原〈南方都市報〉主編程益中，原〈南風窗〉副總編輯張良、導演賈樟柯等。
與此相反的，二線和中心城市的青年，大學畢業後，更多地是尋找物質天堂——利用一切條件，擠身城市的強權部門或行業壟斷部門，做公安、公務員，做銀行職員、軟件工程師。當然我不是說這些能帶來物質利益的部分，對廣大鄉鎮出身的青年沒有吸引力，而是相反，絕大多數鄉鎮青年都向往那樣的去處，我隻說，城市青年的競爭力強與鄉鎮青年，他們中間那些想冒尖做精神貴族的欲望少於鄉鎮青年，或者說，即使有，也怎麼突出；而在物質的索取方麵，他們幾乎呈現一邊倒的進取姿態。
我為什麼喜歡用鄉鎮青年而不是城鎮青年，是因為我以為中國更像一個雞鳴狗吠的大集市，百姓沒有公民意識，城市化進程畸形。我們更多的城市本質就是鄉鎮，農民性更強。
我在此無意分化城市青年和鄉鎮青年的鴻溝，隻是概括一種我自以為的現象，凡是概括，必是遺漏。有趣的現象是，那些城市青年慢慢成了中產階級，而鄉鎮青年們在言說或批判主流價值的過程，其社會地位也慢慢被主流價值所肯定。他們有條件享受城市中一切物質，隻是心中稍一點文化的害羞或別扭，就如許知遠所稱的“不適應”。
銷魂的程界西村
一掛又一掛的豬肉，一隻又一隻刨膛的母雞，一輛又一輛淌著黑水的隔夜垃圾，在這幾百米長的小巷子狹路相逢，稱兄道弟。衝天腥味裏，小朋友嬉笑著追打；街旁的窗裏，一位老奶奶眼神冷漠地向外張望；剛給小菜淋過水的男人尖聲地喊著老婆；對麵的小店，一對情侶吃著早餐；昨天開著電動三輪車的父親，今天又出發了，左右穿插，靈巧前行，三歲的兒子蹲坐在車廂的小板凳上，愣愣地四處張望……這是8點的程界西村，一個非典型的廣州城中村的清早畫麵。
與被著名成人專欄作家劉原歌頌成革命搖籃的楊箕村相比，這裏多的是臭氣，缺的是脂粉。當年劉某人夜班回家，硬著頭皮闖過一排排暗紅的發廊，抵禦著門縫無數熱情的勾魂眼，跌撞地摸回腥熱的單間。忍聽隔壁歡聲，怒看窗下賣笑，一股鄉思拔地而起，純潔的靈魂敲出一顆顆惹火的漢字，一篇篇地撒向祖國的大好青年。楊箕村是劉原等無數南方係青年的青春按摩地。有人被撫慰，有人被勵誌。那些走出去的，行走江湖，內騷外純，遇鬼收鬼，見佛殺佛，端的是淫界無敵長老。
程界西村，不見半點風月之痕。幾次錯目，居然認成“租界西村”。也好，且把這個煙火熏蒸的地方當成十裏洋場、化外之所，出入其間，果然有種天地不收的豪氣開始側漏。大學朋友前來探望，一句“汙穢之地”的惡評，讓我頓生撞牆之感；一句“泥中珠玉”的感歎，又令我顧盼自雄。咳，咳，真俗！朋友在吹捧之餘，上下其手，幫我裝好了紗窗。看樣子，他是有讓我在汙泥裏繼續打滾、將牛逼的節操進行到底的意思。他是學佛的，打坐時，雙腿盤繞，我跟學，驚呼如此這般會斷腿骨的。他嘿嘿笑著，隻說：你試試，你慢慢試。有人學佛，是壞事幹盡，夢裏已裝不下安寧；有人學佛，是曆盡人間悲苦、自願做人性的減法。我這朋友，醇厚在外，靈性於內。處處與人為善，會寫詩歌能彈琴。他學佛，我相信那是緣份的水到渠成，本性的自然親近。
窗外飄進幾聲吊魂的女聲戲曲，幾鏟飄香的爆炒，嘩啦的洗麻將聲，午夜的房間，熱鬧裏的孤島；樓道裏哐當有人碰上鐵門，高跟鞋的踢噠踢噠由遠而近，由近而遠。恍然記起，這是個白領公寓。作為一個嚴重拉低我國白領標準的資深屌絲，我深感內疚，呼籲那些昔日從楊箕村走出的、如今一方的諸侯、舉國的高富帥們，毫不吝嗇地揮動你們如雷指點，敲打檄文，告誡那些頸戴黃金項鏈的包租公或包租婆們，沒文化不可怕，亂丟帽子遭雷打。對，就發表在你們的精神高地《南方都市報》上，就地開化這些城中村地主。
“你喜歡我不？”
“那還用說，喜歡！”
“為什麼？”
“你是我兒子啊！”
這樣的對話，基本每天發生在程界西村的某個房間裏。光著膀子，窗子半開，風扇坐在椅子上猛搖，老男人端著電話，一時會忘記夢裏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