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寫情感，胡寫得得意而坦然，譬如對女人之歡。而梁則是理性的揣測與小心，在不安中尋求情感的純潔與安穩。
胡蘭成與張愛玲之間的情史，如果隻看胡的記述，可見其彼此的沉醉與清醒。
張與胡交往時，張知道胡是有妻室之人，而且不乏許多女友，甚至是胡的“挾妓遊玩，她亦不會吃醋”。如果情形真像胡蘭成說的那樣，張可謂比女權主義的祖母與實踐者波伏娃都要“想得通，行得早”。胡蘭成講張愛玲對婚姻是隨緣的態度，不強求，不曾追求過哪個，她認為有誌氣的男人對結婚與否尚可慷慨，她是女子，也能如此。
胡說張是一個書裏慣會描畫“惻惻輕怨，脈脈情思”，但現實生活中很少牽愁惹恨，不會纏綿悱惻。這與張的個性相關。張愛嶺從小喜歡打扮，但不喜歡走母親設定淑女路線。走路不是東撞，就是西磕。
這透露出張性格裏的強。強，讓她不喜歡向別人主動彎腰，即使人人喜歡的愛情。強，讓她變得桀驁，對於文壇名人，沒幾個看得順眼。
至於與胡蘭成的因緣，則是胡主動投懷送抱，肆意撩撥的結果，當然，胡的口才與文才著實打動了張。張愛玲願意為胡，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
萬千人中，惟有胡蘭成獨入張的情眼，若非胡的自炫與自戀，則見張的柔弱與寂寞。
不過胡蘭成為人是坦率的，他也寫到對張的引誘與偏好。隔幾天就去看張，後來則是每天一去。他很吃驚時人都知道張的文章好，但沒有熱到他想要的溫度。“我與他們一樣麵對著人世的美好，可是隻有我驚動，要聞雞起舞。”胡蘭成也是明白張是不輕易為誰而改變之人。兩人結婚了，“兩人怎樣做亦不像個夫妻的樣子”。胡做出了男人的擔當，他自知漢奸文人的前途迷離，“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辦儀式，隻寫了婚書為定”。
“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這是胡張婚書上最後兩句話，為胡的手筆。幹淨的，簡潔的書寫與祈禱，可見胡用情時的醇厚，用字時的匠心。
張愛玲在性情上，外人看來是個乖戾的上海女人，愛與恨，不輕易外露，而且見不得不潔之人。喜歡刺激的顏色，而且吝嗇。林達曾說過，張愛玲曾說過要定居美國拉斯維加斯。而拉斯維加斯的現實繁華與眩目世相，與張的性情，有點曲徑通幽的味道。
張愛玲到最後是不願意承認與胡蘭城的情緣，至少不承認胡筆下自己的形象。
其情可諒。孤傲的張愛玲，即使西學學養深厚，麵對胡的始亂終拋，難以釋懷是可以想見的。
胡蘭成號稱自己在張愛玲麵前找到了自己。
這也確是兩性相悅的結果。
胡是珍重張的意見的：
買來貝多芬的唱片，硬要聽懂，在9歲學琴的張的一句“不喜鋼琴”聲中，興味嘎然而止。
張給了胡更多啟示與熏陶：胡原來不喜歡京劇、紹興戲等，在但張的指點下，居然也好上這口，他發現“我原來是喜歡它的”。如果排除胡的投其所好的蓄意，那他們的心靈此刻真是相契。胡將自己的得意之作——《山河歲月》也視為受張的影響。
幻變的火車
上大學前，沒有親眼目睹過火車；而坐火車，更是一種害羞的奢望。父親是鐵路工，回鄉探親，必是大包小包，每次接他，都必須用架子車拉行李。“火車好有勁！”這是兒時的感歎。能看看這個怪獸該多好啊。可惜的是，家鄉不通火車，父親回家必須在西安火車站下，再轉長途汽車而回。火車，那時就隻好乖乖待在想象中。
上大學時，送外省的同學回家。進站台了，一聲哨響，黑壓壓的人，或拖兒帶女，或手提肩挑，呼嘯向前；地下通道幽暗肮髒。人群慌張的的模樣，類似跑空襲。與火車初次相遇，有點失望，“坐火車，原來如此狼狽。”
大學畢業，前往長沙，參加應聘考試。用湖南同學的學生證買張坐票，一路緊張，光擔心被人查票，連吃都忘了。20多個小時的顛簸，居然沒怎麼睡。事後回想，那次列車上的人，吃吃喝喝，嘰嘰喳喳，一路嘴不停。他們是快活的，滿火車的人是快活的。因為前方，是希望與目的地。
落腳長沙後，每年返回故鄉，多是乘坐火車。火車的轟隆聲、汽笛聲，聽起來，格外親切。它護佑我回鄉。我可以像父親那樣，成為家人惦念的對象；我可以像父親那樣，掏出包裏送給家人的禮物。而車上林林總總的旅人，亦是我感受異鄉風情、增長見識的絕佳機會。火車是豐富的，承載著鮮活的知識、隱藏著迷人的奇遇。
父親退休了，在一個風水上佳的穀地，找到一處修墓的佳地。他想早早地占位。兄長找到最好的師傅，一座帶著圍牆、柏樹蔥鬱的墓地落成。父親滿足了，常言那塊地的妙處。然好景不長，一條鐵路線破山而來，橫亙在父親的墓地與村落之間。涵洞窄小、鐵網護路，這下徹底挫了父親的神氣。一個一生服務鐵路的工人，晚年最得意的抉擇，就這樣活生生被火車擊碎。父親墓地附近，他種植的核桃樹，枝繁葉茂，果實累累，他不再稀罕。
父親沉默了。病怏怏的。最後，哥哥提議並掏錢，“必須遷墳”。白花去一筆錢，父親自知難受，不過兒子的主動示孝，讓他的脾氣好了大半年。
如今我南下廣州工作，妻兒仍在長沙，火車更是交通的首選。桌子上已散落了不少車票。翻看著它們，想象著一次次返鄉時的急切與幸福，歸去時的傷愁與寂寞。一張張車票，似乎幻化成儲存記憶的碟片。而光陰的故事，就這樣被火車一片片串聯。
聶紺弩：老了也罵娘
這是一個不懼專製，性情散漫，脾氣倔強的老人。他不像那些經受文革的文化人的通常作為：或感恩其身份、地位的恢複，或撫摸傷口回憶其光輝往事，或把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所作所為時代化或者說故意遺忘，或隻記得自己的屈辱而無視自己對別人的傷害，等等，聶老沒有這樣，他一直保持真性情，解放前，他清高，不輕易買別人的賬，他隻需要認真地看書，不痛快就發發脾氣，發脾氣解不了饞就罵娘。
他罵了林彪和江青的難聽話，他坐牢了。期間，他把《資本論》看了17遍，他把《資本論》當成了《聖經》。按理講，這樣一個飽學之士，他通曉中國曆史的後門，了解潛規則，但他沒有按照常理生活和出牌，他沒有因出來牢門，地位日隆而性情溫和，成為秩序的維護者，文聯裏，有人做著圈子裏排座位的勾當，他不屑為之，他要的是性情的自由。
他不怕妻子，妻子過河拆橋，故意隔離與他情誼深厚的幾個老大姐之間的往來，他心知肚明，他發脾氣。他也說刻薄話，說妻子看上了他的錢財，他要把稿費都要以黨費上交。他是敏感的，他警惕與權貴的交往。有個高官欣賞其才學，給其新作寫序，別人在稱賞聶老水平之餘，更是或真心或假心替聶老高興（畢竟這人也是有文化水準的人，也身居要職）：有這樣的人物給你寫序，不知怎麼找的呀？聶老刹時急雨突至，黑雲翻飛，怒氣衝口而出，“媽的個B，我的書本來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壞了！”別人視為珍寶的東西，在他眼裏，簡直就是狗屎，或不如。
我現在看那些遺留不多的所謂文化老人，他們文革事後寫的所謂真話和常識都被我們這個時代敬為天語，他們的反思文章，被我們這些年輕後生不吝詞語地稱賞，其實，事後的理性恢複容易，而當事時的冷靜更難，聶老，不論身受磨難前，還是身被榮光時，他是通透的，思想的光芒時時在他激憤的言辭閃爍，這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脊梁。所謂的中正和溫和，其實是民族精神的安眠藥，看似寬容，其實是匆忙計算和平衡後的產物，它沒了溫度，沒了熱血，沒了持久的生命力。
我們把過多的鮮花獻給了思想中等的人，而真正的民族良知，被我們遺忘，我總想，我們的文化昆侖需要思想的血脈、精神的脊梁，這精神和思想，不是改良的、閹割的，不書寫化了的。
聶老的個性或者說火氣，不單是個性問題。他最關鍵的是保持了知識分子的良知，清醒地堅守自己的文化陣地，在他的戰壕中，他盡心盡力，誰侮辱了自己的戰士身份，他定會拚個你死我活。他的文化批判的堅韌和敏銳，不受自己的待遇或別人的感受而變化，難怪他喜歡金聖歎！
我們都是異鄉人
金錢的囂張，與精神的荒蕪，人倫的失序，與道德的高調虛偽，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中國人麵臨如此的現實困境。
我們都是鬼祟的善人。有資格講真話的人，不在其位；沒水平布道的人，挾金錢，媾和權勢，在一日千裏的強占輿論高地。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用理論去粉飾金錢和權勢。賦予他們以良知與德行。而那些擁有赤子之心的人們，或恐慌於物質的匱乏，或膽怯於虛榮的鼓惑，或驚懼於現實的打壓，於是不再光天化日，不再明火執仗，不再堂而皇之地為生民立命，為弱者鼓呼，而是學會曲徑通幽，學會迂回包抄，抵達簡單的善，需要鬼火照明。
我們都是亂渡的舟人。科學的昌達，日益在銷蝕宗教的影響。一方麵是日益被科學爭取過來的普羅大眾，一方麵是被現實折磨得失去目標感的高知分子。前者是蒙昧被開化的結果，而後者是開化後失去敬畏與靈魂的結果。在貧富分化，物欲膨脹與文明衝突的今天，兩者都有重新投入宗教懷抱的可能。我們貧窮的時候，需要精神激烈，甚至需要偏激的精神刺激，有奶便是娘，靈魂乖戾，可能是待同情的羔羊，也可能是待審判的罪人；我們脫貧了，我們擁有了高科技的生活，但靈魂空蕩，失去學習心，失去慈悲心，失去進取心，輕易放縱肉體，輕易投降感觀刺激，輕易放棄戒律，輕易給屈服找到借口。我們是靈魂飄蕩無所依無所向的舟人。
我們都是倀茫的空心人。我們苦悶於自己的失去，我們焦慮於自己的沒有，我們對真正需要的精神和信仰，卻客氣地拱手相讓，自動降低自己的精神海拔。我們似乎既明白迷茫的病灶，又不願意真實地麵對。
我們都是偽裝的羔羊。我們喜歡叢林法則，吃死弱者，抹著口邊橫逸的鮮血，還高蹈地宣講社會進步的本質與良知的邏輯起點。其實，有的口邊流血的狼，剝掉外皮，露出的是溫順的羊頭。他們也許本就沒有吃掉別人，可怕的是信服，至少不反對弱者被吃的必然命運。同情，成為時代最被鄙視的情操。
我們就這樣身處精神與靈魂的荒原，被隔膜綁票，希望人性美好，卻各自支離著人性。既明白自己的無力，又相信自己的無所不能，我們彼此都不相信，彼此都沒有同情，我們都是異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