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電影電視史上首次由政府主導的自覺的大眾自拍運動出現在60年代末的加拿大。1967年，加拿大國家電影委員會拍攝了一部長達20小時反映福古島經濟蕭條內容的影片。該片在當地島民的指導和配合下完成。福吉島的居民自己選擇供討論的話題，自己編輯，並擁有影片發行權。1969年，在歐美思潮劇變、反戰運動、民權運動高漲，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加拿大政府利用紀錄片來發掘社會存在的問題，讓普通民眾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以圖革新政治。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在派出電影工作者到邊遠貧困地區做社會調查的同時，積極培養少數民族和民間的業餘創作人員。1969年，第一部由印第安人（在喬治·C·斯托尼的協助下）自行拍攝並尋求解決自我問題的影片——《你正站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成功推出。影片真實紀錄了-23℃的天氣裏，在鋪滿積雪的高速公路上，莫霍克印第安人的示威、與警察的衝突、艱苦的談判及印笫安人首領被捕的場麵，真實地反映了印第安人艱難的生存處境。另一部重要影片《磁帶錄像，聖雅克》則是在蒙特利爾貧民區，由聖雅克的誌願者自己操作磁帶攝錄像機，攝錄當地居民的討論及居民們觀看錄像後的意見表達，最後再根據這些原始素材後期編輯而成。地區的居民觀察自己和別人的討論，看到了微妙的不同意見。這樣，磁帶不僅對地區外的官方起到橋梁作用，同時也促成和改善了地區內部的意見交流。在這一運動中產生的大眾自拍節目，逐漸受到主導意識形態的認同，並正式成為電影表現風格的一種重要類型。
在美國，"社區不僅僅是具有共同思想情操的、自我意識的集體，他還致力於與這些共同情感一致的活動。社區建立教堂、電台、學習小組、社區中心、街坊俱樂部，辦報及組織其他活動，這樣就能將其價值觀輸入社會之中，或為他們的利益，或為他人的利益。"美國著名的Appalshop最初是阿巴拉契亞地區的青年傳媒培訓中心，到現在已經發展為一個廣獲讚譽的紀錄片及電視片的製作中心，以及劇院、文化節目、社區廣播的區域中心。Appalshop致力於講述商業文化不講的故事，挑戰老觀念，支持社區取得公正和平等，及推動有社會價值的文化多元化等工作。煤礦工人，快餐工人，社區積極份子，教師，傳統藝人——都對如何讓他們的家庭，社區，及地區過上更好的生活作了發言。"Appalshop的目標是參與民主的區域性、國家性和全球性的對話"。
對於維護小眾群體利益、加強社區人際溝通的大眾影像，在我國的香港、台灣也得到了蓬勃發展。例如成立於1989年的香港民間攝影團體"錄影力量"（video power），其最初的動因是"有一群人希望在主流媒體之外做一些事"。其領軍人物鄭智雄自八十年代中期便和不同的社會團體合作，拍過一些工運、社會運動，也拍過底層人們的環境、工作等。1995年以來，錄影力量把攝影機交到民眾手裏，在民間開辦培訓班（Workshop），不僅訓練和輸送專業人員，而且鼓勵更多的人們拿起攝影機，用他們的眼睛拍自己身邊的世界。錄影力量致力於影像和環境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參與者是地道的街坊、家庭婦女、退休人員，有中學生也有六七十歲的年長者，他們開會、討論他們共同參與拍攝的作品。如果"居民們覺得不太麻煩，就由他們自己來剪；如果他們覺得太麻煩了，就我們和他們一起來做。"在這個工作坊所完成的作品有《數字灣仔》、《我的家在灣仔重建區》、《餘樵和他的鄰居們》、《灣仔遊蹤》、《珊珊的家》等，畫麵無不透露著這些居住多年的人們對自己故土深深的熱愛和眷戀，就像是一部"手寫"的或者"手工刺繡"的民間曆史。技法雖不高超，但其中散發的那種質樸、原生的氣息，是無法比擬和無可取代的。所以有評論者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抵抗性的公共空間，促進弱勢群體之間的相互溝通，促進群體與他者的相互理解，民間影像的意義正在於此"。
在台灣，民眾紀錄片運動的聲勢更大、影響更為深遠。從早期的"全景映像工作室"（1988年成立）到後來的"全景傳播基金會"，民間影像運動的開展如火如荼。作為一個專業從事紀錄片文化運動的民間影像運動團體，"全景傳播基金會"長期製作關懷本土文化的紀錄片，義務培訓當地文化工作者拍攝紀錄片，以影像記錄家鄉的發展進程，並將作品送到各鄉鎮社區推廣，協助建設社區文化。該組織將紀錄片定位在社會運動上。"創作回到民眾的生活現場"是創辦者吳乙峰和全景成員們的宗旨。
90年代，台灣少數族裔和地方文化開始尋求生長的空間。"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育計劃"也是迎合了這種走向，這個人才培養計劃將目光對準過去被排斥在主流媒介之外的平民大眾。"全景傳播基金會"從1994起即進行紀錄片下鄉巡回放映活動，1995開始進行"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育計劃"，並開辦"全景社區廣播電台"（電波範圍隻有方圓五公裏）。它們以"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劃"為名，進行民眾紀錄片教育與推廣工作。"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劃"還與各社區組織合作，合辦"拜訪社區"影像放映座談會，邀請各地社區工作者與民眾分享社區經驗。日本著名民間影像人士原一男對此作了極高評價，認為"它緊緊貼著台灣的現代史在走，其實，說得更明確一點，應該說它們創造了某一部份的台灣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