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生學的角度，哈貝馬斯這樣描述了資產主義早期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具有政治批判意識的公眾主要是在資產階級私人聚會上找到了其立足之地。在18世紀後半葉，各種雜誌，包括政治雜誌大量湧現。它們是私人"社會生活"的結晶。從70年代起，私人讀書會和商業讀書會在所有的城市，甚至在小城鎮也到處湧現。到18世紀末，德國有270多個這樣的固定讀書會。它們大多都有固定場所，他們能夠就閱讀內容展開討論。閱讀和討論期刊雜誌，交換個人意見，促成自90年代起人們所說的"公眾輿論"的形成"。同時，在閱讀和談論中，"原本以文學和藝術批評為特征的公共領域漸趨政治化了"，文學的公共領域逐漸向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延伸，文學批評的公眾也逐漸變成政治批判的公眾。
在當下的影像社團活動中也可以看到上述類似的情形。在形形色色的影像酒吧、影像展中，放映的絕大多數是紀錄片。通過對當下中國現實狀況的直麵，對主流話語權力的反抗，對下層社會的關注，對邊緣人群的正視，各種各樣在官方大眾傳媒中被遮蔽和被過濾的現實被一一呈現出來。在其它媒體中不可能得到表現的東西，在這裏得到了展現，並且可以就其中的某些問題展開討論。許多人正是在影片的創作中，或是觀看中，才透過攝像（影）機或影像真正接觸和了解中國現實的另一麵，了解到更多以前與己無關的人，進而喚起了他們對身邊曾經熟視無睹的東西的真正關注。隨便走進一個紀錄片沙龍，隨意打開一個網站的影像論壇，其中圍繞某個作品充斥著眾聲喧嘩的議論。正是在這樣一個空間中，他們才在思想觀念的碰撞和激蕩中找到了真實的自我，找到了某種精神家園。這是一個自由言說的嶄新場域，提供的是一個自由思想的公共空間。正如"青年電影實踐社"的口號——"堅持電影思考的權利，推動映像民間化表達"——這些影像生產者祭起了影像思考的大旗，而其終極目標，則是來自民間的"表達"。
哈氏將報刊稱為"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製"，在18世紀英國興起的公共領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雜誌成了公眾的批判工具。在每一段影像都是社會空間的描寫和表述的今天，影像也正在承擔自我表達、維護權益、批判社會的使命。格裏爾遜認為，"紀錄片將取代像教堂和學校這種傳統的知識來源而成為公眾意見的塑造者。"在越來越多的所謂"私DV"作品中，從形而下的關注中，將可望深入中國曆史的內層，以這樣一種方式切入當下中國社會，進而揭開社會的麵紗，展開社會批評的操作。
哈氏的理論中，公共領域一直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別於私人領域，傳媒作為公共領域最初的基礎是指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權力機關的幹涉，而這在當下大眾影像的興起過程中，類似的私人特征也益發明顯。影像生產的鮮明的個人性，通過表現"邊緣人的小敘事"，以個人的視角對人性、生存狀態、地域文化、人文形態等進行著發掘與鏤刻。通過具體而微的個人小曆史的寫實，在多樣化的個人曆史、個人體驗、個人觀察、個人表述中，形成了對曆史現實的多樣化闡釋。通過影像的觀摩和傳播，其中承載的個人觀念也隨之影響和觸發其它觀者的思考。哈氏的公共領域承擔了市民社會從重商主義乃至專製主義控製之下獲得政治解放的語境當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個人影像也正在給影像專製和輿論一統的當下中國社會傳導出一種多樣化的聲音。
二、影像生產與社區、族群亞文化的維護和構建
在這個視覺文化時代，影像極大地充實了抽象的世界框架，並且強有力地介入、包圍和控製我們的生活，作為一種表象存在，影像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有人說，"影像是我們想象社區、城市乃至諾大世界的基礎"。在以大眾傳媒主導的世界中，電視被認為是執行一致化作用的文化代理者，其中，"全國性文化工業傳播的錄製文化施加一種一致的文化觀。……與核心文化工業相比，邊緣文化工業顯示出與不同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資源相對應的風格和趣味的日益零散化"。在邊緣群體、亞文化群體及少數族群體的生存中，通過一些非群體化的或者小眾化的傳播媒介實現影像生產以及影像的傳播，正在成為構建他們文化社區的一種方式。這種小眾化的影像生產和傳播或者成為他們政治權利的訴求工具，或者作為族群和社區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方式，或者被用來幫助弱勢人群，或者用來探討文化差異性。這些"較小的分散的集團"利用社區有線電視台，工人俱樂部，社區文化中心，"彼此互相接收並發出大量他們自己的形象信息"，表達自己對社會事物的觀點，傳遞自己在主流媒體中被淹沒的聲音。這類新的公共互動傳媒的建立，使作為小眾傳媒的影像生產工具的社會功能日益凸顯，促進了一種新的社會共同體，新的公共社區，新的公共空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