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資本：公共領域的意義生產
人們需要各種符號來滿足自己的文化想象，構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其中"影像生產不可避免地與意義的生產相交織"，通過意義世界的建構，來找尋自我的存在價值。自威廉斯、霍爾到史蒂文生和麥克盧漢——與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相對——傳媒不僅被看成是消極和壓製性的，同時也被視為重建現代主體的公共空間。事實上，在大眾傳媒愈益強大的同化作用麵前，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規訓和灌輸下麵，大眾並非隻是忙於解碼，或如費斯克強調的在主導話語秩序中生產自己的意義和快感，他們還可望利用技術門檻下移帶來的媒介民主化，通過自主編碼的方式，在小眾媒體中尋求新的維護自我權益和身份確認的文化資本。
"創新力量隻有當它們與名副其實的社群相聯係時，才可能被充分釋放出來"。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影像生產工具越來越平民化、個人化，傳播工具的非群體化，也使我們的思想非群體化了。第二次浪潮時代，由於傳播工具不斷向人們的頭腦輸入統一的形象，結果是產生了批評家稱之為"群體化的思想"。"今天，廣大群眾接受到的已不是同一的信息。比較小的，分散的集團彼此互相接收並發出大量他們自己的形象信息。隨著整個社會向多樣化轉變，新的傳播工具反映並加速了這一過程"。影像生產的社會效應可以用福克斯（Ch.Fox）的一句話來表示："給公眾一種形成輿論的手段"。隨著現代城市分權化和分散化趨勢的加劇，分散化使個人不斷地被邊緣化，因此個人、特別是弱勢群體中的個人，要想引起社會的關注，讓社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要想實現參與社會的願望，就必須組織起來。
影像生產工具在誕生之始，就已經凸顯其人類學、社會學功能，既作為介入現實、記錄變遷、摹寫文化的一種文化生產工具，同時也成為弱勢群體、邊緣人群謀求改變不平等現狀，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抗爭的一種鬥爭工具。世界影像史上第一次自發的有組織的民間影像運動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當美國的窮人共同感到宣傳工具都不報道他們的困境時，1930年12月，以普通工人為主要成員的"工人電影-攝影聯盟"便在紐約創立，聯盟成員觀摩影片、切磋習作，力圖在全球性的經濟蕭條中紀錄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1932年以後，隨著16毫米便攜式膠片機的問世，業餘愛好者擁有了充分的技術語境，聯盟的一些小組購買器械，拍攝了1930-1932年美國反饑餓遊行和胡佛窩棚時代，並將平時拍攝的資料彙編成長紀錄片《饑餓》（1932年）、《福特汽車公司大屠殺》（1933年），開創了世界上首次有組織地利用攝像機作為記錄工具進行鬥爭、並自發進行影視業餘創作的先河。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地方的"電影-攝影聯盟"在主要城市逐漸活躍，並以鬆散的形式合並為全國性的"電影-攝影聯盟"。與此同時，成立於1929年的英國"工人電影俱樂部聯合會"也開始拍攝戰鬥電影，如《工人時事新聞》、《當代俄羅斯一瞥》（1931）等，傳遞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生活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