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經經曆了五次信息傳播革命。口語和文字的誕生，對於古希臘公共領域的產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紙草紙（古埃及時代製紙的原料）卷軸及字母的發明是古希臘城邦有限度民主及古羅馬法律形成的關鍵。以印刷術的發明為標誌的信息傳播革命，直接導致了近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產生。紙張及印刷術以各種文字複製宗教文本，帶動了歐洲16世紀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而"宗教自由保障了私人自主性的第一個領域"。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啟蒙思想廣泛傳播。啟蒙運動不僅把人們從傳統的封建思想和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使近代科技取得長足進步，直至引發近代的工業革命。隨著工業革命以機械化大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越來越多的"商人"進入到"第三等級"之中。他們作為"私人"沒有任何統治權，他們在公開批判過程中用監督的原則反對現存權力奠基其上的原則，亦即要求程序的公開性。哈貝馬斯指出，近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功能轉移"清楚地體現在公共領域的突出機製即報刊的轉化之中"。此後，公共領域隨著第四次信息革命的來臨而衰落。電報、電話、無線電廣播、電視、錄音、錄像等一係列模擬式電子傳播技術與媒介相繼出現，信息傳播革命在使人類在信息傳播的速度、範圍和形式等方麵都取得空前進步的同時，也加速了公共領域的崩潰。借助於模擬媒介而形成的虛假的"共識"為國家幹預社會和社會幹預政治提供了虛構的"合法性"。在模擬媒介的"協助"之下，"社會的國家化"和"國家的社會化"同時進行，以致使公共領域喪失了它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國家建立並控製社會生活的權力日益膨脹，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就在於振興公共領域。由此，如何才能使近代西方"得而複失"的公共領域"失而複得"就成為一個令西方學者頗為關注的問題。而在當下中國，並沒有這樣一個"得而複失"的過程，自然也不可能"失而複得"，當下的公共領域仍然是一個需要建設的問題。
從建國初期，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具體的政治、經濟製度一直束縛著私人領域的形成和發展。私人領域在中國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府讓渡過程，這與西方私人領域自下而上式的自然成長恰恰相反。中國的私人領域自身沒有形成可與國家權力機關相平衡的內在結構和必要的組織形式。力量的孱弱和組織的缺乏決定了私人領域對國家權力機關必然表現出很強的依附性。愛德華·赫爾曼等認為，"媒體是人民交流的主要工具。公眾通過媒體參與政治活動。媒體對公共領域所做的貢獻的質量高低是決定民主質量好壞的重要因素。"而在當今中國，媒介的政治化和商業化並行不悖。政治家辦報、政治家辦台，乃至在產業化幌子之下的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並未為公共領域的建設添色多少。在官方媒介裏既沒有"對所有公民開放"，也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在這裏，國家和社會是合二為一的。
哈氏從多方麵論證了公共領域社會結構和政治功能的轉型，尤其強調了近現代大眾傳媒的功能退化。哈氏指出，19世紀中後期以來，大眾報刊不惜以犧牲其政治與公共事務內容為代價，迎合教育水平較低的消費集體的娛樂和消閑需要，具有批判意識的文學家庭雜誌被逐漸取代。"文化批判公眾"變成了"文化消費公眾"，即被操縱的公眾，這樣，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或偽私人領域。"這種主導性文化提供了一種凝聚力，將民眾看作消費者而不是公民，在意識形態上將它們束縛於各種具體的民族順從形式。"民眾"彼此孤立，而且隔絕於絕大多數的媒介生產。"在大眾傳媒作為國家機器的時代，這種公共領域隻是一個被掌控的領域，或者可以稱之為半公共領域，或者被安置了監視器的公共領域。在政治和市場的主導下，當下中國的大眾傳媒正在滋生的正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或偽私人領域。由於這些單向傳媒對信息源的壟斷和其極具煽動性的商業特征使受眾受到了極大的"選擇強製"，受眾隻能依據有限的、甚至是虛假的信息做出"反理性的理性判斷"（馬爾庫塞語）。這種借助媒介而形成的"共識"隻能是一種未經辯論的虛假的共識。而正是這種虛假的"共識"為國家幹預社會和社會幹預政治提供了虛構的"合法性"。因此在當下中國，既有公共領域的先天不足，同時又存在消費主義籠罩下的公共領域的封建化。在媒體產業化走向的過程中，我們在麵臨商業主義或消費主義侵蝕的同時，又不得不接受政治權力的監視而淪為一種半政治力量。在政治控製和市場壓力之下，中國公共領域的建設就更顯得殊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