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中國，方方麵麵都在轉換和構建，其中也包括公共領域。有學者提出一個問題——"公共領域"的主體不僅包括"受過教育的階層"，也包括沒有受過教育的"民眾"。"對於中國社會絕大多數財產處於弱勢甚至毫無財產保障的人們，如何來保護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如何來傾聽他們發出的公共意見，並最終創製出屬於他們的"公共領域"？"——這促使我們在當下中國語境中必須重新思考這一係列的現實問題。
2.邊緣突破——新媒介的興起與公共空間的開掘
雖然媒體的政治和商業化愈演愈烈，然而，"媒體並非公共領域的惟一工具。圖書館、學校、教堂、工會和其它自願組成的協會也都是公共領域的機構。市民在這些地方相聚，討論自己的問題和切身利益"。
1970年，帝奇納等人在其"知識溝"的假說中指出："當一個社會體係中的信息流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將比受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能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小。""信息溝"或"知識溝"的出現將進一步"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越來越大的信息落差以及所導致的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窮人（the information-poor）的產生，加劇了世界以及個體信息傳播的不平等。因此，在實踐操作中，"找到並發展一個民主的媒體，從而取代以市場為導向或是單純由政府控製的媒體，或許會成為這個時代的重要政治任務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參與理論（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出現，這種理論認為媒介應該被用來刺激多元團體，賦予其權力。提倡媒介在草根層麵上支持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它號召發展創新性的能夠由社團成員直接控製的"小"媒介。而且傳播實踐也證明，"在消除知識溝方麵，電視有其獨到的作用"。
在實踐層麵上，在當今權勢傳媒的全球化和媒介商業化背景下，我們看到了前述方興未艾的抵製媒體集中化和中心化的運動，以及對新型傳播工具的關注乃至傳播向邊緣和小眾群體的轉向。愈演愈烈的另類媒介活動使"早期致力於爭取公用並控製傳播係統的以政治經濟學取向研究傳播的學者，又重新將興趣放在開發一係列替代性的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及社區的傳播模式上。"
在中國，隨著影像生產工具的普及，大眾影像運動暗潮湧動，越來越多的民眾也開始通過影像的生產、傳播與探討，切入當下中國社會，展開社會批評的操作。大眾影像生產正在成為這種替代性公共領域的新的構造力量。
3.影像社區——公共領域建設的新模態
影像社區，主要指以影像為媒介，通過影像的生產、傳播而形成的一個交流互動的小眾化空間。
當下中國，民間影像團體一直是大眾影像生產和傳播的主要基地和活動空間，起初隻是一些自發組織的觀影團體或創作小組。如賈樟柯、王宏偉、顧崢等五人成立的"青年電影實驗小組"，潘劍林、孫誌強、毛然組成的"DV記錄小組"。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民間影像創作逐步自覺。一些小規模的民間影像團體才開始浮出水麵，類似早期法國先鋒派的電影俱樂部在中國萌生，如上海的"101電影工作室"（1996年10月1日成立）、廣州的"緣影會"（1998年9月11日成立）、北京的"青年電影實踐社"（2000年4月1日成立），南京的"後窗藝術電影觀摩會"（2000年6月成立）、沈陽"自由電影"（2000年成立）、成都"白夜"影會（2001年4月成立）以及武漢的觀影會、鄭州邊緣社、重慶M公社、山西漸近線觀影會等，現在幾乎每個大城市都設立了與半官方的電影協會完全不同的民間影像組織。影會規模從30-40人（如成都"白夜"影會）到400-500人（如廣州"緣影會"）不等。"社團組織之所以具有進步意義，與其說是因為其組織形式，不如說是由於其顯著的功能"。這些影像團體組織各種大型電影公益推廣活動，如免費放映、電影沙龍等。他們倡導影像創作，組織巡回演講，開展網上討論，出版類似當初法國新浪潮中《電影手冊》之類的內部出版物。這些影像社團通過活動與文化的連接正在營造出一種小型的公共空間，從早期吳文光主編的半官方的《記錄手冊》，到完全民間化的《實踐手冊》、上海的"101電影工作室"的《新影像》、廣州緣影會的《緣影誌》，社團成員相互觀摩、彼此切磋，針砭現實，各抒己見。從黃亭子50號酒吧，2001年開始的首屆獨立影像展，到2003年3月份的"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乃至2003年11月北京首屆國際DV論壇，以大眾影像生產為核心的影像團體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帶動的影像創作越來越多，活動也越來越頻繁。這些影像社團不僅組織影像觀摩，還紛紛開設電影論壇，介紹影像史實，推薦影像產品，介紹影像技術，開展網上互動，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影像生產的自覺性，並呈現出創作與欣賞、創作實踐與理論研討並重的取向。這些組織不同於電影協會等當初的半官方組織，這種獨立首先是一種物質運作和精神文化上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