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多元文化理論，文化並非整體一塊，除了占支配地位的主導文化秩序之外，還存在著多元共生的亞文化族群。"一些較小的社會群體，它們總要表現自己隱密和異端的，往往是放縱無拘的價值觀"。而每一個文化族群都會采取其不同的文化方式來維護自己的獨立性，彰顯自己的獨特意義和文化價值。在《後現代狀況》中，利奧塔德著重強調，語言是社會紐帶的基礎。大眾影像作為一種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個人化生產方式，以其極大自由言說的空間承載著越來越多的民間意識形態，成為社群內部的聯係紐帶，其不斷的生產和普及被認為意味著影像的民本主義（populism）時代的到來。其中除符合主導意識形態的部分可通過影視傳媒實現大眾傳播外，更多的通過互聯網、愛好者團體、影視俱樂部、大專院校、人際交流實現小眾傳播。在此基礎上，一個以影像社區為標誌的大眾影像的生產和傳播，正在搭建一個嶄新的公共領域，西方的民主參與理論（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開始在中國找到生長點。
一、當下中國公共領域的建設與大眾影像運動
從發生學的角度，類比哈貝馬斯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可以發現一個與當初"文學的公共領域"相類似的"大眾影像的公共領域"在當下中國正初現端倪。
1、雙重困境——中國公共領域建設的難題
作為從近現代西方社會內部分析出來的一個範疇，公共領域概念的引入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分析有一個理論漂移的過程。關於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有無公共領域並不是這裏討論的問題，但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在我們從哈貝馬斯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發現民間影像運動的開展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公共領域的構建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哈氏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乎於國家與社會（即國家所不能觸及的私人或民間活動範圍）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它凸顯了公民在政治過程中的互動。1964年，哈氏指出：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是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會、形成公共團體的談話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領域生成。然後，他們既不像商人和專業人士那樣處理私人事務，也不像某個合法的社會階層的成員那樣服從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限製。當公民們以不受限製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也就是說，對於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這個定義中，強調了公共領域的範圍是"向所有公民開放"，而重心是"不受限製"地"對於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1998年，在回答一位中國學者的提問時，哈貝馬斯進一步概括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征：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種特殊的曆史形態，它盡管與其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出現的，隨後與現代民族國家一起傳遍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鬆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通過私人社團和常常是學術協會、閱讀小組、共濟會、宗教社團這種機構的核心，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等給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並且在話題方麵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
公共領域是一個曆史的概念，不同曆史時期的公共領域內涵迥異，對於公共領域的曆史演變在這裏不作詳細梳理。但總的說來，任何時期、任何類型的公共領域都同時具備以下三個要素：⑴參與者；⑵媒介；⑶共識。其中傳播媒介在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中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可以說，人類曆史上的每一次信息傳播革命都曾經引起公共領域的變革。曆史上三種類型的公共領域：即古希臘"城邦型"、歐洲中世紀"代表型"和近代西歐"市民型"的公共領域，都與傳播革命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