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新活力"和新的體驗，正是在政治化與商業化的大眾傳媒中正逐漸減少的東西。除了對生活的真實傳遞和貼近，還有來自他們內部的觀點和闡釋——正如有學者言："以前紀錄片都是專業和官方的行為，解釋生活的權利都在他們手上，現在把這個權利下放到老百姓手裏，讓他們有權利說他們自已的生活。本來是我們去揭示生活，現在是讓生括自己呈現出來，這是一個觀念的革命"。非專業人士的介入帶來的不僅是他們創作的激情和愛，還有他們在各自文化地層裏的生活積累和不同的現實生存經驗。這些鮮活的作品將以其非功利的執著以及跟基層生活的血肉聯係向專業霸權主義發起了有力的挑戰。
哈貝馬斯的傳播思想是"前大眾"的，因為在他看來，隻有知識精英才能創立和守護"公共領域"。布盧墨曾分析過這種芸芸眾生的"大眾"（mass）的四個方麵的特征：1、分布廣泛、數量巨大；2、未經命名、蒙昧無知；3、相互隔膜、極少溝通；4、各行其是、難以統一。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大眾"傳播僅是作為主流知識精英的陪襯而存在，或者說它僅僅是以"邊緣"的方式才進入了哈貝馬斯的文化視野。在傳統傳播觀念中，"大眾"（mass）是以被"啟蒙"和被"引導"的方式被談及的，然而這樣的傳播思想必須得到改寫，否則，在把關人的手下，真正的雙向互動仍然不可能實現，影像的大眾生產仍然隻是一種無足輕重的陪襯，或者是表現傳者胸懷的一種樣品。可以說，影像在中國目前的狀況頗有點相似於圖像在歐洲中世紀從宗教向民間大眾的世俗化，正是這種世俗化，才構建了韋伯（Max Weber）所謂的個體化空間（individuated spheres）。在這樣的空間裏，我們可以關注現實的多重麵向，可以傳遞我們的現實關懷，可以共享我們的意義快感，可以呈現我們的世俗人生。在拉美、亞非與東歐，大眾媒介的創作是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西方，非主流媒介則提供了有別於資本家霸權的工會會員的、庶民大眾的和社會主義者的"常識"。大眾影像的傳播，給我們打通了一條管道，讓我們在主流的大眾媒介之外，找到了一個小眾化的精神家園和窺天測地的路徑。
四、民間影像傳播的可能選擇和現實路徑
法蘭克福學派的眼中，作為文化工業代表的大眾傳媒是施加意識形態控製的罪魁禍首，正是其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傳播影響，實施了對公眾的統治。但是，在傳播學實證研究看來，大眾並非無計可施的受宰割的羔羊。施拉姆說，"歸根究柢說來，媒體的格調是由閱聽大眾來決定的。在大眾手裏，他們掌握著一張王牌，問題在於他們願不願來參加牌局"。其實，參加牌局的方式有很多種，他們既可以像施拉姆所言，"使自己成為機警而又有鑒別能力的閱聽大眾"，提高自身如霍爾所言的解碼能力，也可以積極參與介入傳播，通過自己能動的創造，主動的參與，來獲取自我傳播的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更深層次地理解施拉姆的這句話——"閱聽大眾應以傳播動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動者自任。我們堅信大眾將可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一種傳播製度。"那麼，大眾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傳播製度呢？顯而易見，就是傳遞大眾聲音，反映大眾民意，使異化的大眾傳媒（即"為了溝通的不溝通媒體"）還原其本來的溝通、交流和公共領域功能的這樣一種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