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是個被壓抑的場所。在長期的壓抑和失語之後，大眾對交流與傳播的渴望是急切的，尤其當掌握了影像生產工具的時候。按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念，在民間影像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和水平的時候，在大眾傳媒之外，可望建立一種新型的影像生產關係。這種新型的影像生產關係正是施拉姆所言的"他們所需要的一種傳播製度"，那麼這種生產關係的可能狀況是什麼呢？
1.通過與大眾傳媒合作，利用現有的傳媒信道，改變一對多、中心對邊緣的傳播模式，部分實現受眾角色與傳播者角色的功能轉換，實現大眾在影像傳播中的主體性。
越來越多的攝像機正在編織越來越嚴密的社會觀察網絡，滲透到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民間影像暗含的新聞價值、文獻價值、文化價值和娛樂價值提供了自身進入公共傳播的充分可能。對於大眾媒體來說，也有增加觀眾參與提高收視率的需要，因此越來越多的電視台接納百姓自拍影像——當然前提是實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共謀或者至少不是反抗。
施拉姆認為，大眾對傳播事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傳播的主要責任在於媒體，基本義務則屬公眾。公眾參與得愈少，政府與媒體就將填補這個空隙，我們期望達成理想的結果便愈是困難。因此"應有更多的非專業大眾來學習傳播技術，以使媒體求取最佳的運用"。大眾傳媒作為社會公器，理應負責任地傳遞社會的良知、正義和批判性聲音，而不是非理性和被操縱的意誌。但是要促成大眾傳媒上述功能的真正實現，沉默的大多數不能繼續身陷於沉默的螺旋中，其挺身而出主動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視覺文化時代，在全球化與地方化、整合與離散的過程中，民間影像的個性化、民主性可以成為某些文化對話的文本，傳播民眾內部的觀點，發出小眾、邊緣的聲音，而且這種聲音是較少損耗和失真的聲音。民間影像對大眾傳媒的適當參與，也能進一步引發公眾對大眾傳媒壓製性和封閉性的反思，更是避免媒體影像趨同化的有效手段。
由於電視等大眾傳媒的介入，目前大眾影像與大眾傳媒之間呈現既分流又合流的趨勢，兩者之間保持既合作又獨立的姿態，其中進入大眾傳媒的大眾影像根據欄目的不同風格定位開始進入類型細分時期。
1990年代，欄目化的發展為紀錄片在體製內贏得了合法的存在，而現階段大眾自拍欄目的紛紛開辦，也正在為大眾影像贏得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廣闊的生存空間。但是這種生存空間是有限的，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恰好是扼殺民間影像中透視出來的最可寶貴的東西，包括個人化、多樣性、平民化、實驗性、非功利、自由、自然、人文關懷、底層情結等等。毋庸諱言，欄目化的發展有可能使大眾影像在影像攝製中受到專業媒體的規範，與主導敘事同流甚至"共謀"，最終成為淪為媒體影像的附庸，或者被主導影像"殖民"導致私人領域的再封建化，從而消解其天然去雕飾的個性和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