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影像作為一種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個人化生產方式，被充分賦了自由言說的權利，被認為是影像的民本主義（populism）時代的到來。這些民間影像，可以通過英特網（互聯網由於其開放性，對民間影像的包容度，成為影像傳播的最理想媒介。一些民間影像發燒友在自建網站發布視頻信息，近年這種被尼葛洛龐帝稱為"沒有執照的電視台"的個人影像博客如Rocketboom.com在全球迅速興起，一些傳播家庭錄像的網站也如雨後春筍般萌生）、愛好者團體、影視俱樂部、人際交流實現小眾化傳播，其中符合主導意識形態的部分經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認可，還可以通過大眾傳媒實現大眾傳播。這種影像民間生產的方式，其意義與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在《南方周末》與新浪網聯合舉辦的網上問卷調查中，36%的被調查者認為拍DV的主要動機是自我表達並與他人交流，至於DV在目前的最大意義，選擇"打破電影話語權的壟斷"和"為時尚媒體提供新鮮素材"的各占三分之一，體現出DV時代民眾強烈的個體關懷和自我表現欲，以及強烈的話語意識與參與意識。過去影像傳播中那種被動的受眾角色正在由傳受互動的主動角色取代，DV帶來的話語權的下移與影像生產的平民化，無疑具有革命性意義。
其實體製內對民間影像一直有個借鑒、交流和吸收的過程。從1993年的《生活空間》開始，主流媒體就借鑒了民間影像的平民視角，承傳了其中的人文關懷，並吸納了部分民間影像中的優秀作者。《生活空間》的意義在於它對當時百姓生活狀態和基層日常經驗的一種發掘，這種創新來源於主創人員的人文關懷意識和創作激情。但是，不管是政治體製還是商業體製，其對影像生產的規約是必然的。作為一個國有媒體，不管是央視還是地方電視台，體製決定其運作機製及表現空間，從而影響了創作人員的主動性與創作態度。"譬如，按照現行的管理辦法，片子是否能夠順利播出與編導的收入是直接掛鉤的，片子能不能通過審查，不僅影響編導人員的創作情緒，還關乎他們的實際物質利益。盡管此項政策出台的初衷是想保證節目的質量，但因為受製於電視台的機構性質，實際結果之一是，部分編導人員為了片子能夠通過審查往往不願觸及現實中比較尖銳的敏感部分"。此外，在今天的中國，電視媒體工作仍是一個相對優越的行業。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與大部分基層民眾的距離正在拉大，"由於自身存在境遇的改變，一部分創作人員現在已很難以當初的心情實實在在地體驗基層百姓的生活，《生活空間》的很多節目現在正在蛻化，變得越來越花哨，越來越浮光掠影"。
由於沒有職業壓力與意識形態束縛，建立在自由創作基礎上的民間影像因此而具有一種新鮮而獨特的品質。《百姓家園》的製片人王子軍認為，"老百姓的視點和專業的視點是很不一樣的……我感覺到他們不是想當藝木家才來拍紀錄片的，完全是為了自己的某種生活需要"，"到老百姓拍的東西無拘無束，鏡頭很現代"。"完全就是他個人的需要，特別個性化。有一個19歲的女孩，我們給她機器，拍她大爺的小鋪子，花了15分鍾時間告訴她怎麼使用。過了兩天，拍完了，取來一看，大喜過望。雖然是素材，可解說詞已經全都配好了，是她一邊拍一邊說的。我問她是不是寫了稿背好的，她說不是，全是她現場即興發揮的。當鏡頭轉向她大爺的時候，她說："喲，大爺醒了，是不是我吵醒的？"她大爺說："是，就是你吵醒的。"作者雖然沒有出畫，但人是"到場"的，是在這個空間內，是鏡頭的一部分，是一種天然的主觀鏡頭，絕不是摹仿來的"。拍攝對象在業餘愛好者鏡頭前的這種無拘束的坦率表白，以及消除了距離感的真正生活化的對話與交流，恰好是包括《生活空間》編導在內的許多作者的鏡頭裏很難看到的。因此許多民間影像作者一直試圖規避上述職業化產生的負麵影響。自稱"我過去不是現在仍然不是一個職業製片人"的拉什科·卡帝就認為，以一個業餘製作人的身份生活在普通人中間，了解他們的想法，比起煞有介事的職業製作來更有益處。"如果我是一個職業製片人，我將不可能真正享受製作這些節目的樂趣。作為一個職業製片人，我可能被要求製作節目，比如在一周內匆忙完成五個。但是由於我不是一個職業人士，我的每個作品都是拍不同的人，我的主題都是不同的，我可以自由選擇，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該怎麼做，沒有人叫我該如何做預算，也沒人要求我一年要完成多少節目。這些都由我做決定，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做一個業餘製片人的原因"。這種非功利的自由創作狀態恐怕正是民間影像中所傳達出來的獨立精神、獨立狀態的一種最好寫照。這種以特殊視角傳遞出來的信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描述，"它是一條通往新鮮經驗的道路，通向視覺和感覺的新路。或者，又一次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它給我們確信和力量，賦予那些我們已知的重要事物或雖屬已知但無法表達的事物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