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不僅深刻改變了大眾的私人生活空間和社會生活空間，而且極大地改變了當今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形態。因為大眾傳媒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日常經驗加以一體化，從而強化了大眾化一體化的進程。尤其在後現代社會視覺符號帝國急劇擴張的時代，人們深深地為媒介、尤其是視覺媒介所控製。不管是單向度的接受還是有機的抵抗，都無法拒絕符號對當代生活的有效的支配。這種狀況發展到極致，就是"大眾媒介等於大眾宣傳，大眾宣傳等於大眾壓製"。個體也成了交流網絡中的一個組成部件，傳媒不再是人的力量的外在化表現和延伸，相反，人本身成了傳媒係統內的終端。所以李希光認為，在今天的社會裏，誰掌握媒體，誰就掌握聲音；誰掌握聲音，誰就控製了民主。如果我們意識到，媒體的發展，特別是媒體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會帶來對聲音、民主的遏製，我們更應該有意識地給弱勢提供表達意見的平台。
在鮑得裏亞看來，所有大眾傳媒的信息和交流都消除了意義，從而使聽眾和觀眾處於一種平麵化的、單向度的經驗之中。電視的出現尤其被鮑得裏亞看作是傳媒的一種主要的"仿真"機器以及後現代性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電視促成了"符碼"和"類像"在社會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迅速傳播，從而共同形塑和支持了一種"超現實"。大眾被動地接收形象或拒斥意義，而不是主動地參與到意義的流程和生產過程之中。當代大眾傳媒在形塑大眾的個人經驗和社會經驗的過程中，直接把大眾塑造為一種"黑洞"，塑造為一種漠不關心的"沉默的多數"。
在這種以影像傳播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圖景中，普通受眾並沒有什麼武器來對抗以好萊塢、以形形色色的促銷廣告為代表的商業影像，從而呈現出被好萊塢殖民的傾向。在全球化的圖景中，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成為美國文化的殖民地，大眾被娛樂衝擊波和封閉敘事縫合進影像奇觀的幻象中；另一方麵，他們也沒有什麼武器來對抗主流意識形態，隻能通過自己顛覆性的讀解來生產自己的意義和快感。但是我們認為，隨著影像生產大眾化的到來，可望通過大眾影像來重建公共領域，並防止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與貧困化。
一、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與批判理念
信息傳播的實踐也影響了傳播理論的生成。
從西方大眾傳播理論的形成過程和結果來看，"在傳播學領域，一個例子就是人們傾向於把傳播說成是一種由"發送者"試圖有意識地去影響"接收者"的單向過程。這種說法往往否認了大多數傳播過程的循環性、協商性和開放性。"以美國為代表的實證研究基本了遵循近代認識論的"主體-客體"範式。發表於1949年的申農-維弗的"數學模式"，強調的是信息傳播從主體（信源）到客體對象（信宿）的線性過程；1954年發表的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雖然有了傳受之間的雙向互動，但本質上是把受者發出的信息作為傳播者信息的反饋，是一個正常和完整的交際環節的補充，很難說是體現多極主體間交互作用的平等交往。其它諸如賴利模式（1959）、馬萊茨克模式（1963）等，在基本思維框架上，都沒超越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
在歐洲大眾傳播批判學派的研究中，不管是傳統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隻是意識形態符號消費的順民的斷言，還是斯圖亞特·霍爾對大眾抵抗的意識形態解碼能力的考察；不管是法國《電影手冊》關於"作家電影"的精英理論，還是文化研究的接受研究，作為被動的符號消費者的大眾，最終隻是擁有消費選擇的自由。他們並沒有什麼武器來對抗好來鎢代表的商業影像。他們被娛樂衝擊波和封閉敘事縫合進影像奇觀的幻象中，被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文化殖民；另一方麵，他們也沒有什麼武器來對抗主流意識形態，隻能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操縱下、在市場邏輯的支配下聽任擺布，其最終被支配、被主宰的從屬地位似乎是先天的命定。法蘭克福學派和後現代的哲學家出於意識形態批判立場，把批判指向定位於資本主義文化生產對大眾意識的控製方麵，大眾被看成被動的客體，而忽略了大眾對文化的積極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