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可能還不止於此。據土耳其文獻記載，青花瓷繪製釉下藍彩所使用的鈷藍料，是由波斯商人帶到中國，同時一起帶來的，還有這一顏料的燒造技術。如果這一記載屬實的話，那麼，青花瓷簡直就是在西亞世界的直接訂單下催生出來的。實際的情況是，西亞早就研發出了用鈷藍顏料繪製的釉下青花陶器，其誕生的年代，要早於中國青花瓷的出現日期。在元、明時期，最精美的青花瓷，長期是依靠進口顏料“蘇麻離青”來燒製，蔣奇棲女士推斷，“蘇麻離青”應該來自伊拉克曆史上最重要的製陶中心之一，那至今仍然稱作做“薩馬拉”的地方，（蔣奇棲：《中國青花瓷對阿拉伯世界瓷器發展的影響》，“瑰寶”，130——133頁）這一情況，對於青花瓷最初的來曆，或許有所揭示。我不知道，專家們的這些推斷是否暗示著，瓷器中釉下彩繪這一重要技術的成熟，是借力於西亞的製陶傳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青花瓷在景德鎮的出現和發展是迅速的，在不久前的宋代景德鎮還隻是生產以刀具刻畫為裝飾手段的青白瓷，而到元代，以毛筆繪製出的青花瓷，卻是如此的精美和完善，這中間似乎缺少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渡期”。（《景德鎮民窯》，方李莉著，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39頁）由於托普卡比宮等處所藏的精美元青花在裝飾風格等方麵明顯帶有伊斯蘭文化，包括伊斯蘭彩繪陶器裝飾手法的痕跡，而《元史》中又有“西域有國，大食故址，地產珍異，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帑”的記載，劉新園先生認為，“現存土耳其及伊朗等地的元青花的設計者，極有可能是在將作院中服務的波斯藝術家”（《元青花花紋與其相關技藝的研究》，“瑰寶”，107頁）。這種種線索，都搖蕩著我們的傳統思路。青花瓷之所以如此重要，還不僅在於它的“美感”；這一品種的燒製成功，創造了在瓷器製造中使用釉下彩的技術，為白瓷向彩瓷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因此是世界瓷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當然，從唐代以來，在中國本土，釉下彩技術一直在不斷地的發展和前進。但是，元青花的重新被發現，似乎暗示著，釉下彩瓷這一如此重要的技術品種最終得以成熟，不僅是本土技術單線前進的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西亞的製陶經驗，本土與外來的結合，才造就了青花瓷在較短時期內的迅速成熟。
當然，事實是否如此，顯然是中國陶瓷研究領域裏熱烈爭論的問題。比較慎重的觀點認為，元代，景德鎮在與其他瓷窯競爭外銷市場的過程中，在傳統技術的基礎上創造出了在白瓷上施以釉下青花的新品種，受到了國際上的歡迎，從而站穩了腳跟。不過，即使這一比較謹慎的結論，也不否認西亞之於中國青花瓷的重要作用。景德鎮所以能夠憑借這一新品種而逐漸躍升為“瓷都”，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迎合了國際市場的需要，首先就是西亞市場的需要。元代宮廷自身並不使用青花瓷，也“還未成為民間普遍使用的日用瓷。因此為國內生產的元青花產量並不大”（《景德鎮民窯》，44頁）。也就是說，青花瓷從真正誕生的那一刻，就是麵對以西亞為主的外銷市場，甚至可以認為，它是西亞市場需求的催生兒。在14十四世紀，一個瓷器新品種，可以基本不依靠國內市場，僅僅依靠國際市場，依靠亞洲另一端的需求和訂定貨，便得以立足和發展壯大，這是完全出乎今人意料的事情，我們對於中古經濟世界的想象，恐怕有重新調整的必要。至於青花瓷後來逐漸在本土普及，倒是有點類似外貿產品“出口轉內銷”的味道。
青花瓷的幸運在於，它獲得了一個強大背景的支持——白瓷底上布滿深藍花紋，正好符合伊斯蘭文明的審美觀念。那一時代，景德鎮對於這一外銷市場所傾注的力量，也遠勝於對國內或其他地區。“大量文獻證明當時中國最好的、最合格的青花產品都送到了西亞，這些青花瓷很多（今天的）陶瓷專家會認不得，因為其他地方根本就沒有這麼精美、特殊的元青花。”（許明：《通往托普卡比的夢幻之路》，“瑰寶”，138頁）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本土的青花顏料比較灰暗，發色不理想，於是，波斯商人們把西亞製陶傳統中所發現的優質釉下鈷藍料帶到了中國，讓中國工匠們以之製作出發色濃翠、鮮麗的絕品，中國白與波斯藍，就這樣永遠地結合到了一起。“托普卡比宮的大件元青花之美讓你有震撼感——它的發色是那樣湛藍，明亮，清純，寶石一般地閃光，你簡直無法描繪這種現場感受。”（許明：《通往托普卡比的夢幻之路》，“瑰寶”，139頁）由此，也形成了中國上品青花瓷的生產長期依賴進口顏料的奇觀。西亞地區可以影響萬裏之外的中國製瓷業的圖景，其實力的強大雄厚，怎可容人小視！當然，正如專家們一再強調的，元青花的生成，是發生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之中——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的建立，元朝積極的對外貿易政策，都造成了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異常活躍。李輝柄先生在文章中決定，在討論青花瓷的成形時間時，不用“起源”一詞，而用“起始年代”一詞，以避免偏執於“構成青花瓷器的某個因素”，這是一種識見深遠的提示。青花瓷自始至終都逸出了中國史的範圍，而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與其究其源，不如溯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