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彈襲擊事件，讓我在電視上再次看到了伊斯坦布爾。上一次聽說有關它的消息，好像象是2002年足球世界杯，土耳其隊獲得第三名的時候，媒體上報道說，伊斯坦布爾如何如何的舉城狂歡，伊爾汗成了少女們的偶像。盯著電視熒屏上爆炸之後濃煙滾滾的街道、神情嚴峻的人群，我不停地想，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看待這個城市的眼光，實在不該像此刻這樣陌生。早在《新唐書》中，這座不朽的城市就已經留下了神奇的記錄，在中國人的曆史上。
更何況，在爆炸的濃煙之外，攝像鏡頭照不到的地方，有一處叫作做托普卡比的宮殿，珍藏著世界上最精美的一批元代青花瓷；在這一項收藏上唯一可以與之並肩的，隻有伊朗德黑蘭的國家博物館。這樣的一個重要事實，我是剛剛知道，在早過而立的年齡，就在伊斯坦布爾第一起爆炸案發生的前一天。
我了解青花瓷每一個點滴的過程，都是這樣荒謬，都是一個難堪的笑話。比如，第一次知道中國有青花瓷這種東西，知道它在歐洲被視為珍品，是通過《外國文藝》或者《世界文學》所登載的一篇翻譯小說。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20世紀80八十年代，如今已經根本記不得故事的外國作者是哪一位名家，當時也隻看懂了大致的情節：寫一個年輕人如何把一隻珍貴的青花瓷器偷到手，藏在垃圾車裏，結果，街頭頑童們惡作劇，用爆竹點燃了垃圾車，無意中把一隻絕世珍品炸成了碎片。從那以後，我一直以為“青花”就是“青瓷”，那種含蓄的，似綠非綠的單色釉，如千峰翠色，雨過天青，澄瑩如玉，素潔似冰。忘了具體是什麼時候，我突然發現青花並不是青瓷，而是在白瓷上畫滿深藍花紋，一時非常吃驚，也很失望，又很詫異——不明白，這樣的東西怎麼就會被歐洲人那麼看重？
我的發現青花之旅既然有了這麼樣的一個開頭，此後一路行得多麼磕磕絆絆，曲折有趣，簡直就是可以預料的了。印象比較深的一次磕絆，是有一次要介紹15十五世紀尼德蘭畫家維登的名作《受胎告知》，對著畫麵定睛一看，忽然發現，畫上有一隻青花瓶。我於是向人請教：畫中畫的，是中國瓷器，還是歐洲人自己仿燒的瓷器？聽的人一下就失笑了：在那個時候，歐洲人根本就燒不出來瓷器！我聽到這樣的說法，還有點將信將疑，後來，有機會接觸到一本介紹西方古董收藏的書，才發現人家說得果然不錯。
剛從朋友手裏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是很有點不以為然的：書中介紹的所謂古董，也太小兒科了！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本初淺讀物，卻給我結結實實地上了一課。關於荷蘭名畫家維米爾，我曾經寫道：“他生活在17十七世紀荷蘭的代爾夫特小城……”其實，在維米爾的時代，代爾夫特城並不小，它是當時歐洲最興盛的製陶中心之一。17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把大批中國瓷器引入歐洲，青花瓷器正是其中的大宗。這在當地可是掀起了一股追捧的熱潮，王室和貴族巨富都以擁有青花瓷器為自豪。進口的奢侈品畢竟是很昂貴的，普通人家消費不起，於是，歐洲的許多地方都設法利用陶器來仿造中國瓷器，從這一巨大的市場缺口中獲利。代爾夫特，正是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它的“代爾夫特精陶”，在最初主要就是仿製中國的青花瓷。原來，維米爾生活在一個興旺熱鬧的商貿和手工業中心，原來，他身周圍的世界，是青花繚繞的世界，沸騰著對中國瓷器的向往和複述，以及改寫。
早就聽說過明清外銷瓷這一概念，但是，直到那時，我才算是對世界貿易史上的這重要一頁有了些許具體生動的感受。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L君，從她那裏，開始模模糊糊地了解到中國瓷器在歐洲近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了解到歐洲人麵對中國瓷器的矛盾感情。但是，關於青花瓷在中國以外的身世，這其實隻是一個完整故事的下集。
也許是因為曆史在心靈中的刻痕有深淺的不同，西方人對於青花瓷的研究要遠比中國人更熱烈。1929年，英國人霍布遜發現了一對帶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銘記的青花瓶，揭開了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序幕。所謂“重新打開一段塵封的曆史”，形容這一研究領域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以這對“至正十一年”青花瓶為標準，專家們順藤摸瓜，在全世界各地陸續甄別和發現出大量元代生產的青花瓷器及其殘片，它們當初在景德鎮製造出來，通過海陸和陸路外銷到亞、非各地。其中，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傳世品，就集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比宮、伊朗德黑蘭的國家博物館。在國際上的相關研究熱熱鬧鬧進行了70七十年之後，2001年，一行中國陶瓷研究專家終於來到托普卡比宮，親眼看到、親手摸到了這批已近同天外傳說的絕世珍品。這稱得上是奇跡的一刻吧，它們當初走出中國人的視野，是六七百年前的事了。然而，像大多數同胞一樣，我對這個時刻一無所知——自己當時在注意些什麼呢？幸得從前同事Y君的熱情推薦，在一個陽光的日子，我讀到了專家們從伊斯坦布爾歸來後寫下的文字。追隨著這些癡情者的喜悅，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在二十四小時後，就會在電視上直接麵對保留了我們的一段過去的那座城市，麵對彌漫在它的街道上的硝煙，人們麵上身上的血跡。
難怪萬裏遠來的中國專家們激動。如托普卡比宮所藏那樣高水平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國本土幾乎是看不到的。“這種外銷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製作，篩選最精的青料繪製，由最好的窯工燒製出來的。，代表了我國青花瓷器生產的最高水平。”（李輝柄：《考察托普卡比宮館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談我國青花瓷器的發展》，《托普卡比宮的中國瑰寶——中國專家對土耳其藏元青花的研究》，北京文物局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85頁。下簡稱“瑰寶”）相比較而言，同時期為東南亞市場及國內市場生產的青花瓷，則主要是利用國產青料繪製、體積小、工藝相對粗糙的“低端產品”。托普卡比宮這一批在異國他鄉獲得了新生的中國瓷器，與國內、東南亞等地出土的元青花，在風貌上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其碩大的尺寸、雄健的造型等等特征都顯示，當初在製造時，是遵照了西亞地區的生活習慣和審美觀念。並且，其所使用的鈷藍顏料，據研究，也是直接來自西亞地區。專家們由此推測，這批青花瓷，是景德鎮根據西亞所下的“訂單”，進行來料加工而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