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莊、墨、楊、耶、佛諸學案
劉仁航推崇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利”的清靜無為學說。認為莊子的《怯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發聾振聵的宣言書，宣布了社會的罪惡，人世的不平，都由於有聖人法度。歸納老莊的“非聖無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老子》）、“非禮樂”（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莊子·知北遊》、“絕聖棄知”（重利盜蹠而質天下不可禁，乃聖人之過——《莊子·怯篋》），極力讚同老莊“以道化民”的自然純樸理想社會。他提醒閱老莊者，不要盡被“寓言”二字遮住，要領會其“期免禍季世的托諷之意。”
對墨子學說，劉氏歸納為“兼愛、分財、非兵、節用、尚賢”幾個方麵。他指出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從頭到腳都摩傷了）利天下而為之”，有“仁者為天下度”的精神。兼愛的要義在於“富分財、貧分力、學分智”，衣食住行要去甚有節，相去不遠。讚成墨子一麵傳播非政輿論，一麵積極修戰備(墨子有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迎敵祠、旗幟、雜守諸篇，記載製作器械尺寸和方法。）的辯證主張。他特別佩服墨子入虎口止楚攻宋，不畏楚王殺害的獻身精神。稱道尚賢親士，舉義(選舉）不避貧賤的安國之道(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一《親土第一》)、推崇亮舜“高堂三尺、土階三等、飲於土溜（瓦飯器）、啜於土測(瓦菜羹器)”的約己節用主張，以及“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複惡“的節葬短喪做法。認為這是分配平均的真正文明。
對於楊朱兼利學說，他認為是“最精妙的大同經濟學”，與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的算法正合”。楊學的大義，在於“公身公物，人我兼利”，人人交相利，物質享受平均是經濟學的太平公例。楊學的“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生憐死捐、任其自然”的生死觀，摒棄壽、名、位、貨四害，從性而遊，是“公身公物”的思想基礎。他列舉古今無君學說，總結有君不如無君，好政府不如無政府，指出不論古代世襲製，還是今天的選舉共和製，總是人民受害，都不可取，還得從公身公物上想法子。
他批判孟子對楊子的指責是不公平的。說楊子“為我，不肯拔一毛利天下”是一種誣蔑；“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的惡諡，是對揚子的極大汙辱。他認為揚子處處說“相憐”，使天下不饑不寒，死後薄葬，不象儒教之流偏重偽禮。相反，孟子爭厚，流毒深遠。孟子是孔門的功之首，更是罪之魁。
在世界教主事業中，劉氏最崇拜耶穌教。他認為耶穌教的主要教義：財產無常(使你們陷在罪惡裏的正是金銀（《約翰·以西結七章》），施舍憐恤(專趨貧賤疾病婦女力弱實其眾），以愛代替法律(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叫你們彼此相愛，——(《約翰十三章》)等觀點，這些觀點比起老莊佛儒更合於大同教旨義。因為老莊皆含兵政意味，佛以貴胄壯佛門，孔子“富而好禮”，都是有悖於大同教義的。就其精神而言，墨教以“摩頂放踵”稱，未若耶穌身殞十字架的境界高尚。他特別折服耶穌起自平民工黨之家，傳教三年，身歿後竟傳至今二千多年。經典皆婦孺口語，卻轉譯幾百種文字，教徒遍於大地，除佛教外無與抗者。
劉氏對佛學的研究，較其他諸學有更為精辟獨到的見解。他以二十世紀進化論和科學觀點來解釋佛教的輪通因果、苦樂無常、修行等教義，目的是對世人“拔苦與樂”，解決人類幸福的大問題。他總結佛法為“三綱五目”。“三綱即：一、去爭殺(諸苦以爭殺苦為最，小乘經典明因果，從根本上除爭殺之機）；二、福圓滿(大興科學濟世間空苦，轉人間成天上福樂）；三、慧圓滿(大乘最後妙門，即了生死，成大智大悲）。五目為：一、佛法與科學不相同不成佛法；二、若完全離開現世是為非人教；三、若完全教人出家當和尚是為和尚教；四、若專講愛物不愛人是為畜生道；五、若但講某一部不能圓滿者，是斷片法，決非圓滿大乘了義佛法。他認為實現這些綱目，才能實現佛法，才能大造人類幸福。為此，他批判從來講佛法者，“非為厭世之藪，則為迷信所歸，不外為死後來世作遁詞。故自有佛法，轉為經濟上多一種廢民，社會上添無數走屍。”以此觀點解佛，給理解佛教陚以新義，完全超出一般世俗見解。
三、學識淹通的北方學者
劉仁航“八歲讀四書五經，十六歲後習諸家之學，興問天之思。二十後歲始知耶、佛，三十歲後深入佛海，於是乃知度生有術，慨然興“覺世易天下之誌。”(東方大同小康學案結語）。他的代表作《東方大同學案》博大精深，閎於中而肆於外，冶古今中外社會思想和哲學流派於一爐，體現了劉仁航博覽群書，熔鑄宏文的治學精神。他研究內容很廣泛，諸如：中國的古籍，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揚子諸學說，旁及列子、管子、韓非子學說，對班固《白虎通義》、王充《論衡》、王嘉《拾遺記）、譚嗣同《仁學》、戴東原《孟子字義―》、章太炎《文錄四惑論》、黃宗義《明夷待訪錄》以及《紅樓夢八《桃花扇》等亦有相等研究。外國譯著研究重點有（華嚴經》、《法華經》十三部佛經、新舊約全書。對俄國克魯泡特金《近代科學與安琪郡主義》、托爾斯泰《愚人伊曼治國史》、韋爾士《世界史綱）、英國達爾文《人類起源及性的選擇》、英國馬爾薩斯(人口論》、德國康德《自然通史》、《天體論》和法國盧梭《民約論》等著作，以及古希臘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桕拉圖、亞理斯多德以及德國邁爾、退耳、叔本華、奧地利孟特爾、瑞典愛門紐等思想家著作亦廣有涉獵，在他的著作中多有引用。由於他融會貫通中外諸家學術思想，故能在論述中旁征博引，縱橫捭闔，古今中外學術知識運於掌上。他評論西人學孔子時說：“西人學孔子甚多。柏雷氏作孔子講學圖極可笑，乃為滿清頂帽，諸弟子侍立，未改三代衣冠也。道生氏《孔子論理挙》謂孔子教人為君子，偉爾士譏孔子好古，為中國不進化之原因，而邁爾氏通史言孔子教化力，除耶穌與佛外無人可比者。”他批評韓愈《原道》“有聖人出……”時說，“韓愈是古人頭腦，不通群學演變定理，斷不是忽然出了個神明首出的人，能千手千眼父母萬物的，那就不是人了。在科學時代完全站不住了。據克翁《即克魯泡特金)說，斯賓塞、雷布士、達爾文、赫胥黎，全然認錯了，以為原始人民必互相爭財爭色，直等到出了聖君官長才箅進化，這是他們的大錯誤，是英國人〔以上幾位都是英國人）的普遍毛病，謬見橫亙胸中而不能去。”
除了在理論上互相對照印證外，他還聯係中外社會實際進行論證，如闡述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時說:“道德可貴的憑據，就是同是一個人，匹夫有的可以成師成聖成大功業，而居高位者有的至於亡身，這是為何？即一個有道，一個無道。最近列寧之戮俄皇，威爾遜以一哲學家長美國而倒德皇威廉，都是一個有道得天下多助，一個無道寡助的結果。”當論及《禮記·地官》“凶荒殺用，通財均食”時，他說:“凶荒水旱，富貴官家也須減省吃穿，通財移於窮民。但實際上，一麵汽車、馬車光亮得了不得，十百成群上飯店吃大菜；那乞丐凍餓路旁，狗都不如，都沒有一個人問問他。”在解釋古文明全義時，他說：“若以殼舜樸陋為野蠻，則洪憲帝一件龍袍十萬元為文明矣？梁鴻妻之荊釵布裙為野蠻，妓女之金翠花粉為文明矣？若以優勝之飲食為文明，則殷紂之肉山酒海，隋煬之男婦裸逐，上海妓女食肉居樓坐汽車皆為文明耶？孔子、顏回、蘇格拉底、清苦之小學女教員食粗飯、住樸陋則是野蠻人耶？哀哉!”他批評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時，說“孟子對大同道理未曾理會，想推倒人家的學說，助梟雄罷黠百家獨尊孔子，大同說既泯，孟子小康派貌似實非。兩千年所行的是鄉願(指言行不符，偽善欺世的人)教。如同前年取消國民黨，共和黨方鳴得意，國民黨早晨取消，共和黨傍晚隨滅。兩千年來都是談孔孟的書，那些九品中正、博學宏詞，都是從這裏揀拔，又有何用！不過奴隸罷了。內有幾個強項不屈，或者骨頭挺硬、不能折腰的，難免不掛冠謫去。孔孟的牌子掛起來，但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四海百姓各安窮生，就可以子孫萬世帝王，還講什麼‘富之'、‘教之’這些閑事呢!“
劉仁航的《東方大同學案》經他本人在各地宣講，上海《申報》泇以連載，一時聲譽雀起，稱為“北方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