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著作評介(三)(3 / 3)

哀的美敦書:拉丁文“最後通諜”的音譯。

斯文亦墜緒:文學功業也斷了傳統。緒,前人未競的功業。

幹城:幹,盾牌。“幹”和“城”都比喻捍衛者。《詩·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幹城。”

壇:土築的高台,古時用於祭祀及朝會盟誓等大事。

幹櫓:幹,器物的本體。櫓,大盾牌。

恥躬不逮邦之彥:羞愧自己不如國家的英傑之士。躬,身體,引伸為自身。逮,及,到。彥,舊時士的美稱。《詩·鄭風·羔裘》:“彼其之子廣邦之彥兮。”

錐不脫穎句:見(《毛錐子歌》注。

順帝之則:順從皇帝的法度,做皇帝的順民。

特:傑出的,特出的《詩·秦風·黃鳥》:“百夫之特。”

沮溺:長沮和桀溺,春秋時的兩個隱士,隱居不仕,從事耕作。《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陳勝勵誌句《史記·陳涉世家):“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勿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荼蓼弟,嘉禾兄:與荼蓼和田禾為伍的兄弟,即農夫。

氓:民。《孟子·公孫醜上》:“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塵: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孟子·滕文公上》:“願受一廑而為氓。”編氓:指普通人民。“編”謂編人戶籍。

稂:《詩·小雅·大田》:“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毛傳:“稂,童粱也;莠,似苗也。”後以“稂莠”形似禾苗的害草,亦比喻壞人。

履畝:即初畝稅,中國占代征收田陚的開始,《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此處指繳納農業稅。雜揉:不同事物混雜糅合在一起。

糗:炒熟的米麥等穀物,有搗成粉的,有不搗成粉的。

鄙;周代地方組織單位之一,五百家為鄙。此處指國家。

淫巧:過於奇巧而無益。《管子·五輔》:“毋聽淫辭,毋作淫巧。”

守黑:守舊。

肆:商店,手工業作場。《語語·子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鄭刀宋斧吳粵劍:戰國時期武器精良的,數鄭國的刀、宋國的斧、吳國的劍。

公輸:即“公輸般”又作“魯班”。我國古代違築工匠離婁,《孟子·離婁上》:“離婁之明廣趙岐注:“離婁者,占之明目者,能視於百裏之外,見秋毫之末”。

考工記:先秦占籍中的重要科學技術著作。作者不詳。據後人考證,是春秋末齊國人記錄手工業技術的官書。

觚(購》:棱角。《論語·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何晏集解:“以喻為政不得道則不成。"朱熹集注:“觚,校也。或曰溶器,或曰木筒,皆器之有棱者也,蓋當時失其製而不為棱也。”

漢高賤商:漢髙祖主張重農抑商,把商人排為四民之末。

泉布:古代稱貨幣為“泉布”。《漢書‘食貨誌》:“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人為官奴婢:

弦高:春秋時鄭國商人。鄭穆公元年(前627)路過滑國(今河南偃師東南),遇見前來偷襲的秦軍,他假托君命以十二頭牛犒勞。並派人回國告急。秦將見趙已有準備,即退兵。

白圭:戰國時周人。提出貿易致商的理論。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辦法。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齊桓公任為卿,進行改革,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助齊桓公成春秋第一霸主。

珍範蠡:春秋末政治家,越大夫,助越滅吳。後遊齊國到陶,改名陶朱公,以經商致富。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韓非子·五蠹》:“鄙諺: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比喻有所憑借,事情容易成功。後多用來形容有財勢有手腕的人善於鑽營。

美玉韞:美玉藏在岠裏。韞,藏;櫝,岠。語出《論語·子罕第九》:“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此節述子貢以為孔子有道而不仕,故設喻問孔子。孔子認為美玉當賣,但應當待賈而不應當求之。即君子應當出仕,但不應當枉道以求人。此處引為商人應當象弦高、白圭等那樣,與充斥的日貨進行商戰,從而抵製日貨,富國利民。

戴維藩《價甫詩稿》

戴維藩(1882~1954),字價甫,邳縣紅旗鄉戴圩村人,清監生。1913年南京法政大學畢業。辛亥革命前泇入同盟會,積極從事於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曾在家鄉率領農民驅除州官左枯洲,倡導剪辮放足,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1917年。出席廣州非常國會,從事護法運動。1922年,任總統黎元洪顧問。1924年國會解散,息影家園。1928年後旅居北平,經常為《實報》撰寫社論、詩文。1930年在上海與中央第一任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曙時合辦《蘇報》。因發表對時政激烈言論,未幾報社被查封。1935年,在北平創辦《響導》半月刊,因刊載《哭趙世炎》、《偉大的巴黎公社》等詩文,險遭日本特務逮捕,刊物被迫停辦。解放後,被聘為北京市文史館文史研究員。1954年夏病逝。著有《價甫詩稿》。

先生生長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政治風雲激劇變幻年代,親曆清帝遜位、民國成立、軍閥混戰和日寇侵華等事件,目睹國破家亡,生民塗炭慘狀。曾作為伸張民意的官員,他關心國計民生,由於仕途坎坷,常以詩文抒發其憂國憂民之誌。

1928年11月20日,他為《實報》撰寫題為《生計問題》的社論。提出“富者坐擁千萬,而貧者無以立錐”的“貧富階級愈趨愈遠”的趨勢,為窮苦百姓鳴不平。同年12月29日,他撰寫的《爭讓與治亂沿革》社論中雲:“古人有雲,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民困深矣,財源竭矣,當避免內戰,休養生息,移其好鬥之雄心,準備對外,洗雪國恥……”對國民黨發動內戰深表不滿。在九首《南中雜記》中,他深刻揭露政府暴政和官員腐敗,批評國民黨當局“道愈沉滄法愈苛”,“三年暴政"搞得“萬民哀怨”,官吏“貪殘惰惡”,軍隊則“戰士從征挾綠鬢,將軍臨陣倚紅妝”,而統治者對待“民怨沸騰”卻采取“雷霆壓眾口”的鎮壓手段。先生預言“惟見迴光重返照,夕陽雖好正無多”的前景,警告當權者“人心未死”,“三戶足亡秦”,免蹈“鹿台”下場。由於他言詞激烈,直接觸及統治者,報社被查封,幾罹獄難。

先生每聞抗敵將士浴血奮戰的消息,心情無比激動,輒賦詩予以歌頌。“一·二八”瀘戰中,以《讀十九路軍將領通電有感》為題,行發他對十九路軍將士“抗敵孤軍”的敬佩之情:“壯誌足昭新日月,堅持猶見舊精忠”,譽抗日將士為精忠報國的嶽飛。1933年喜峰口抗日之役大捷,先生為宋哲元將軍率軍英勇殺敵的精神所感動,題詩稱頌“元戎不愧幹城寄,能挽狂瀾數霸才”。“任爾傾軍來進犯,豈能撼動宋家軍”,表現了蔑視敵人的抗敵信心。全詩後為《長城血戰記》一書選載,刊於封麵宋哲元將軍象的兩邊。

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祖國北方相繼淪陷。先生在日偽鐵蹄下,不顧生命危險,寫下大量痛斥日寇漢奸的詩篇。《丁醜難民歌》對“扶老攜幼哭路側”的難民,寄以深刻的同情。《日寇侵華紀事》揭露“吞並我東省,淪陷我名城”的曰寇侵略野心。控訴他們“暴庚無所忌,殺戮惡貫盈”的罪行。詩的末尾“試看末一幕,飲馬到東京。犁庭穴盡掃,東亞放光明”,充滿同仇敵愾的決心和抗日必勝的信念。《雜感》一詩中,對出賣華北的大漢奸齊燮元盡情詬罵,稱他們是“寡廉鮮恥”的“衣冠禽獸”,“能予利祿即稱父,有奶療饑便是娘”,描繪出他們“開門揖盜”、認賊作父的可恥嘴臉。1943年,先生因居北平三餐無著,曾攜眷返邳小住,目睹日偽肆虐,憤而寫下《徐屬狀情》-詩。詩中描寫了“豐沛全成荊棘地,宿邳變作虎狼鄉”的慘狀,“疾首痛心堪作歎,吾民無計訴穹蒼”,道出了百姓呼告無門的苦哀。

縱觀戴維藩感時述懷詩文,多緣國計民生而發,他心憂國家危難,同情人民疾苦,憎恨邪惡勢力。敢於針砭時弊,不避個人安危,充分體現了愛國愛民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