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公是人，但是為何人？史無定論。清代梁玉繩《史記誌疑》謂:“夫繚者，始皇本紀疑故也。蹤跡無終。……然觀圯上授書……始明史遷匠心，以是敘繚之竟也。”竟將尉繚和黃石公斷為一人。尉繚為何人，可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十年，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今河南開封一筆者注）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國之君臣，但恐諸侯合縱，翕合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勿愛財物而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僚，亢禮（以彼此平等之禮對待），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鼻子）長目，鷙鳥膺豹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誌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執意留住），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而李斯用事。“尉繚是戰國末期雜家。曾遊說秦王政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被秦王任為國尉。他雖然覺察秦王”少恩而虎狼心”，想離去卻被秦王發覺，執意留下被封官籠絡住了。後來是否再離去，文中未見交待。即使離去，又是否逃匿於下邳，史無記載。梁氏隻根據尉療“蹤跡無終”，以及黃石公的行臧怪異而且前情不詳，就把這兩個人判為一人。拙意以為如果從二人的才識誌趣“懷疑”為一人，為待考者提供線索，亦無不可；但是，如果在無任何史料佐證、無一點必然聯係的情況下，就移花接木地臆斷為一人，甚至說成是司馬遷的“匠心”安排，恐怕就難以服人了。
近來，邳州有人卻憑此臆斷考證圯橋不在今睢寧縣古邳鎮附近秦漢時的沂水上，而在今邳州泇口鄉境內橋頭村附近的泇河上；黃石公葬地不在濟北之穀城山下，而是今岔河鄉境內的黃石山……等等。此等憑臆斷之臆斷，則更屬無稽之談了。
據《邳誌補·疆域》隋開皇圖注稱：“泇水之名始見於《水經注》，即武原水，故圖改為“泇”。從而證明隋代前無泇水。既無泇水，緣何有泇河上之橋？至於穀城山何在，據《辭海》載：“穀城山在山東省平陽西南，……《史記·留侯世家》所載黃石公與張良約見穀城山下，相傳即此。”近代王伯峻《史記選》注稱：“濟北，濟水之北，春秋時濟水經曹、衛、魯、齊之界，今山東以下黃河以北，穀城山一名黃山，在山東省東阿東北五裏。”兩處所載濟北穀城山，實為山東一地之山。如果對上述二說破之無由，而另外之說又立之無據，恐怕就不會被人接受。更何況，張良於十三年後，是跟隨劉邦一起過濟北，在穀城山下發現黃石的，如果濟北穀城山就是今邳州的黃石山，那麼，即是說，在漢朝建立後，張良和劉邦到過今邳州。但是，筆者從未見過張良陪同劉邦一齊到過今邳州的史料記載。因此，不敢苟同於上述臆斷。
《辭源》下邳詞條注商榷
1980年修改本《辭源》“下邳”注稱:“①秦縣。漢屬東海郡，故址在今江蘇宿遷縣境。……②郡名，南朝宋置，梁改武州，北魏仍為郡，至隋廢。故址在今江蘇宿遷縣。（見《讀史方輿記要》）”
《辭源》注釋所據《讀史方輿記要》對下邳作如下記載：
“邳州，古徐州地。夏為邳國。春秋時為薛地，戰國為齊地，秦屬薛，漢屬東海郡。東漢永平中改臨淮郡為下邳國，治於此。晉因之。宋齊俱為下邳郡，後魏因之。孝昌初置東徐州，後周曰邳州。隋初廢下邳郡，大業初廢州為下邳郡，移治宿豫縣。唐初仍曰邳州，仍治下邳……。”顯然，這裏得不出下邳作為縣、郡故址在江蘇宿遷縣的結論。
再看其他關於下邳的注釋或記載：
1979年修改本《辭海》下邳注釋：
“①古縣名。秦置。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②郡、國名。東漢永平十五年改臨淮郡置下邳國。治所在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轄境北至新沂、邳縣，南至盱眙和安徽嘉山，東至江蘇漣水，淮安和靖江市。南朝宋改為郡。隋初廢。大業時又曾改州為下邳郡。”
《邳誌補·古跡》下邳故址記載：
“在舊城東三裏，西距葛嶧山六裏。古國，秦縣。梁改歸政，旋複名下邳。”
上述各種記載，雖然側重點不同，但下邳作為縣、郡、國的故址在下邳卻是一致的，而《辭源》注釋，則有如下明顯失誤：其一，錯記秦下邳縣故址，有悖於諸史誌定論；其二，漏記東漢下邳國的注釋；其三，錯記下邳郡始建時間，始建應為三國魏而非自南朝宋。其四、說下邳郡的故址在宿遷縣，不符合史實。按：下邳東漢獻帝建安十一年，經南朝宋、梁、陳和北朝魏、周，到隋文帝開皇初（元年為582年)廢郡止。其間，治所都在下邳，即今江蘇睢寧古邳鎮附近，有376年的曆史，除去晉下邳國（280~323)43年，尚有333年之久。煬帝大業三年(607）改州為郡，將治所遷至宿豫縣(今宿遷縣），至唐武德四年(621），再改郡置州，治所複遷回下邳，其間僅14年。如果根據這14年的移治，說宿遷縣曾一度為下邳郡的治所是可以的；但如果無視下邳作為郡治所333年的曆史，將僅有14年的移治地點說成是郡治故址，顯然有以偏代全之嫌。不管是邳州人，或是宿遷人，恐怕都會提出質疑。就因為（辭源）是具有權威的工具書，因此，上述微疵的出現是應該提出的。
如何推算郅州曆史
邳州境內發掘的大墩子文化遺址，據碳化測定，早期為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距今約4500~6000年之間。近來有人據以追溯邳州有六千年的曆史，筆者認為這種推斷是不科學的。
“曆史”的廣義解釋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通常僅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史學的研究對象。我國的曆史，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溯自最早約170萬年的元謀人文化，即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在中國有170萬年。而一般說中國有五千年曆史，則是據曆史傳說黃帝族群落社會開始的。同樣，研究邳州的文明史或文化史，可以溯自地下文化遺存大墩子文物碳測年限，約六千年；而一般追溯邳州的曆史，應從其作為一級行政建製，最早溯自夏代奚仲被封於邳，約四千年。文化史和建置史這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何況，一地的建置史不能越境追溯，邳州源於下邳，下邳與夏商邳國有同源遷徙的嬗變關係，但邳與下邳是否屬同一地區，古今爭論紛紜。若依當代考古學家何光嶽氏考證，奚仲所遷之邳為今河南浚縣，則夏商鄭國與戰國後期的下邳就不是同一地區，那麼，邳州追溯建置史就隻能至戰國。下邳，最早為齊威王封成侯鄒忌於下邳，在公元前335年，距今僅有2331年。中國的曆史五千年，國內外已形成共識。作為中國的局部邳州，如果說邳州的曆史比中國的曆史還早一千年，既違背史實，又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