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的疆域的範圍，應該說是時有盈縮的。西周之際，徐人能渡黃河而攻宗周，並不時與之爭戰。當時徐人的族聚情況，從江蘇新沂、沭陽、泗陽、泗洪、盱眙、安徽北部、山東南部等處的商周遺址中可以看到，出土的文物似自成係統。其中骨器中有錐、匕、錘，銅器中有刀、削、戈、矛、鏃等，在大多遺址中普遍出現，尤值一提的是在沭陽萬匹遺址中發掘的商周塞中，發現一枚骨鐓，刻有兩條蜷曲的龍紋，形象掙狩。墓主左側陪葬有一年輕女性，葬具中兵器豐富。說明這一帶的人民經常處在爭戰之中。徐的組織很可能是召之為兵、散之為民。其早期的疆域往往久居為業，並不象後世人們想象的那樣明確。從徐人活動頻仍的地區還有始姓的倡陽國（今微山湖東蘇、魯交界處）、鍾吾國（今江蘇宿遷西南）、莒國、郯國、邾國以及鍾離國、蕭國等來看，王獻唐先生在《山東古國考》中有極為精彩的論述：“同是薑姓統治集團，通過曆史悠久的各支各係的派分，並不一致。因而在每一支係中，皆有他的族人分布地區，雖然大體上是囷繞他的宗主都邑的，但不盡毗連一處。因為族人分布的外延，當時並不是有什麼組織、步驟和計劃，而是片麵上放任的。在他們認為合宜而沒有阻礙的地區，即不毗連也可以自動的前往墾植居住。”這一分析，應該說是商周史上的一重要現象。徐國活動的主要區域內有許多小國雜居，一般情況下相安無事，並常因宗周的壓迫，如《詩·小雅·大東》：“大東小東，機杼其空”，《詩·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基深，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著名青銅禮器《兮甲盤》銘文中亦有：“淮夷舊我帛晦人”，周宣王時代的《師寰毀》等銘文中亦反映了周人對夷人的壓迫。這時的夷人，就會同仇敵代、共同攜手付敵的。而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又各自歸居到原先的聚落雜處在同一區域內。王獻唐先生稱這種國與國之間的交叉雜處的情況為“插花地”式的特殊狀態。因而徐人在西周時的疆域，似不能用今日的疆域模式去套當時的特殊情況。從典籍記栽的徐人情況分析和徐人活動區域留到今日的文化遺址麵貌來看，徐人是有類似“大徐城”這樣的城邑的、《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中有：“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外有郊，即有著可耕種之地的農業村落，郊外有野即為可供備用的處女地。各小國緊鄰，方產生野的分界。春秋之際，徐與宋人的爭戰，徐與同宗族人的摩擦都可能因疆域之分引起的。
若在殷商之際，徐的地域恐隻能推定在東方一帶。帝辛“征人方”，這時的徐與諸夷很可能是若幹部落式的散處組織，多以血緣關係為其結合的紐帶，所以有“人方”、“徐方”之稱。西周之際，徐能“率九夷而攻宗周”，即使齊太公伯、禽皆己就國，而徐人仍能長驅直入，一方麵是齊魯之勢尚弱，二是徐能聯合東方各部聲勢浩蕩樸向宗周，其所過之地，亦或留下了部分夷人。這些夷人所居之地仍奉徐為自己的宗主。正如王獻唐先生分析的那樣：“他們既由宗主地區分出，便有他的向心力，也必須由他宗主地區的領袖，來給他撐腰。因而這些地區派衍出來的族人，在‘插花地’式的形勢下，仍然屬於宗主國，為國土一部分。”從精神上講，這些分出去的族人奉徐君為宗主，從領土上的統治來講，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向心力逐漸減弱，成反比。從“徐人取舒”這一信息中，應該得出這一結論。
徐國在商周之際的疆域，因時間的久遠，文獻資料的闕如，時至今日不能硬測。即使在春秋之際，象群舒所居之地，在贛、浙、湘、閩等地徐人的蹤跡，似應說為徐的勢力範圍，方能反映“疆場之邑，一此一彼”這一情況。
《韓非子》、《淮南子》、《後汊書》等書中記載徐值王處漢東，地方五百裏等話語，也隻是一個約數，誰也不能當真以為徐的疆域就在五百裏範圍。至“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即使這是事實，諸多小國所居的地方，隻是奉徐為上國，宗主國，並不能看成全為徐的疆域。這與周王朝分封出去的各誘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若非王臣”的心態還是有差別的。因為這種局麵是短暫的，沒有一個統一的法令和製度，充其量隻是一個鬆散的聯合體。
徐在春秋後期，其勢力縮小到今山東南端，安徽皖北和洪澤湖一帶。其疆域的四至若非遇鄰國或敵手擋道，仍是有彈性的。今日的國界的概念，遠不能與彼時同日而語。可以對徐的疆域作一補充的是《詩·魯頌·閟宮》中有：“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這裏的海邦，不是今日的山東沿海之地，而是昔時淮夷所居的淮水入海之地。在《詩·大雅·常武》記載周宣王平定徐國叛亂的詩句中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據《乾隆淮安府誌·兵戎誌》考，“淮浦漢縣，今江南準安府安東縣也”，淮浦為今江蘇漣水之地，正是春秋之際，準水入海處。周宣王派兵從入海口阻截了徐人的退路，方取得了“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的勝利。順便補充一條，曹錦炎先生在《春秋初期越為徐地說新證》中曾以為徐進入江浙是從海上舟楫而成的。若以周人派兵截徐人於入海處的事實證之，或恐有內在的聯係。唐章懷太子李賢在“處潢池東”語有引《水經注》言：“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就是說今江蘇準陰、淮安、泰州、金湖、臨江六合一帶亦為徐土。僅以金湖縣而論，其地在商周之際尚為臨海灘塗，在與盱眙相接的西南丘崗地區，亦有不少西周文化遺址如：磨臍墩、抬飯墩、宋墩、時墩、獾墩等。在這一帶有塗溝鎮，傳說為徐國別支。現今仍有徐姓300餘戶。
在淮陰市南效高莊墓一帶，徐姓的村落亦多。恐與徐亡後，其部族散落在準上世代相傳不無關係。至於春秋後期領土變化，自當別論。總體上看，徐在強盛之日，這些地區應是徐的活動地域。東瀕海、南臨江，這在春秋之際，徐隻要實力允許，應該是當仁不讓的。《詩·大雅·江漢》亦反映了徐人在這一地域的占有，方可能沿江夾擊徐國，使徐就範的。至於舊說徐不過淮，應是當時人不了解實際情況，隻是在紙上所作的臆測。
從梁玉繩《史記誌疑》談起
傳說張良剌秦始皇失敗後，遂逃下邳。遇老人於圯(橋)上，授以《太公兵書》。自稱“見我於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十三年後，張良從高祖過濟北，果在穀城山下得黃石。良死，遂與石並葬。事載《史記·留侯世家》。
黃石公被後人演繹為神，唐梁肅《圯橋石表銘》謂”神人黃石公”。李德裕《圯上圖讚》亦雲“黃石者，其天地之蘊、神明之璽歟?”古代神化某人，多出於對其崇敬之意。人不會變成石頭，這是起碼的常識。程敏政在《黃石操序》裏分析得比較公允：“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於怪。以予觀之，殆讀史者之不審也。《史》載老父與留侯約，異日見濟北去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乃老父自謂其年已邁，後當葬彼，以黃石誌其處，亦猶莊子所謂索我於枯魚之肆耳。留侯得而祠之。蓋尊其塚上之物，示不忘其人也。世乃謂老父化為黃石，豈理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