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鳥鵲歌》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將奈何？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這是戰國時下邳何氏的一首四言詩。傳說，宋康王一日遊於下邳青陵台，見一美貌采桑女子，心甚慕之。詢之為下邳寒士韓憑之妻何氏。宋王欲霸為己有，逼韓憑獻其妻。韓憑無奈，告之於妻，何氏作此歌。宋王聞之，怒，捕殺韓憑，強奪何氏人宮，欲納為妃。何氏登青陵台，遙向其夫墓哭拜後，縱身跳台自盡。宋王急拽之，扯斷衣帶一段。帶上有遺言，乞與夫合葬。宋王不從，命於韓憑墓旁另葬。裏人恨宋王之殘，憐韓憑之冤，愛何氏之貞，於兩墓前各植柳樹一株，以示悼念。後來，兩樹生長旺盛，枝葉交叉，傳為韓憑夫婦化身。《鳥鵲歌）及韓憑夫婦悲劇傳說載於《睢寧縣誌》。康熙(邳州誌）亦載此歌（‘鳥’為‘烏’），並泇注稱：“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台。何氏作（鳥鵲歌》以見誌，遂自縊死。韓憑事載各異，而以此說為證。”
兩誌書所載韓憑遇害、何氏殉節之事，主要情節一致。曆史上宋為商封弟微子所封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有河南東部及山東、江蘇、安徽間地。春秋時宋襄公曾企圖稱霸未成，後國勢衰落。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剔成肝殺宋桓侯，奪得政權，後來剔成肝被其弟偃驅逐，偃自稱為君。公元前318年自稱王，即宋康王。後宋攻取了楚的淮北地，下邳屬宋。相傳宋康王遊下邳時築青陵台。其遺址屢見於舊誌書古跡及詠史詩。《邳州八景》有“陵台夜月依然在”之句。唐代詩人李商隱《吟青陵台》雲：
“青陵台畔曰光斜，千古貞魂依暮霞。莫許韓憑為蝴蝶，等閑飛上別枝花。”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過青陵台有感》雲：
“韓憑夫婦兩鴛鴦，千古情魂事可傷。莫道威強能奪誌，婦人執性抗君王。”
兩詩歌頌了何氏忠於愛情，不慕榮利，以死抗暴的高貴品質，揭露了封建君王的殘暴無恥，控訴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用蛺蝶或鴛鴦形象，表達了韓憑夫婦精神不死、永為恩愛夫妻的善良心願。足見此悲劇傳說感人至深。
何氏《鳥鵲歌》開頭四句以張羅捕鳥，鳥高飛而獵人落空起興，後四句先用雙飛凡鳥和鳳凰相比，表現其清貧相守，不羨榮華的高尚情操，最後曲終見誌，委婉而堅定地道出了反抗暴君的決心。全詩直抒胸臆，自然平淡，不事雕飾，不似文人偽作或修飾。這種渾然淳樸而具有高超魅力的口頭文學，與《詩經》四言民歌，如：睢鳩興起淑女、碩鼠喻剝削者，在運用寄興引譬手法上有著共同的修辭手段。再就其情節構想而言，對漢代樂府有一定影響。漢代樂府多出自下層人民群眾之口，反映了當時某些社會矛盾。褐衣荷鋤的農人，蓬頭垢麵的士卒，荊釵布裙的村姑，都將自己的苦樂和向往不拘形式地唱出來，形成五言樂府民歌的特點，這與《鳥鵲歌》作者坦率真摯，毫無隱諱地吐露心跡，有共同的表達方式。以樂府奇葩《陌上桑》為例:一個美麗采桑弱女，麵對有權有勢的惡棍，機智勇敢，不亢不卑，虛擬一個“夫婿”借以暗壓“使君”，其率直大膽的表現，與《鳥鵲歌》作者敢於直麵君王、反抗強暴的精神，有著共同的認識價值。再如《孔雀東西下南飛》中焦仲卿和蘭芝，在雙方殉情後，墓前樹交葉通，鴛鴦合鳴，與韓憑夫婦的理想化身又何其相似乃爾？即使是後來的戲曲如《梁山泊與祝英台》，也能在安排情節上找出與《鳥鵲歌》傳說的構思契合。
曆代詩歌都有其主要代表形式，亦有其嬗變影響:《詩經》四言詩為主的民歌形式，奠定了詩歌先成文學樣式的基礎；屈原騷體改造民歌，創造了抒寫個人情懷的作品；漢代樂府民歌句子參差錯落，形式自由，是《詩》、《騷》的發展；建安文人改造五言詩，又為南北朝七言詩發展開了先河，為古體詩向近體格律詩作了準備。可見，在詩歌發展長河中，都有先發軔繼而發展，漸趨成熟的階段。戰國何氏的四言詩，當時雖未被采入《詩經》，卻在實際影響上，作為一塊璞玉泇入《詩經》這個文學礦源群體，為後人開發。
陳鐸詞曲
陳鐸（1488？~1521？），字大聲，號秋碧。原籍下邳，徙居金陵(南京）。曾祖父陳文為睢寧伯，祖父陳政“從洪武所向有功，累遷中府都督”。陳鐸於武宗正德年間襲職濟州衛指揮使。濟州屬上直親軍，為皇帝的守衛部隊。陳鐸生性豪爽，“不優身外”。居官時，他“身厭紫袍”，“白眼傲公卿”，“不談興廢”，“不問名利”。一個“金帶指揮不與朝廷作事，”卻醉心於“文藝之支流餘裔”的散曲創作，終日“牙板隨身，”與教坊樂妓為伍，因此遭到當時一些士大夫的物議。魏國公徐鵬舉就責斥過他“何其卑也”；而他卻“仰天大笑，辭官歸裏，終於跳出是非場”，過著清閑的隱居生活。
陳鐸聰敏多能，“於經傳子史，百家九流，莫不貫穿”，詩詞散曲雜劇無所不能，而尤善散曲，以樂府名於世。他精研宮律，金陵教坊子弟稱他為“樂王”，“無人不願請見”。他的著作很多，散曲有《秋碧樂府》、《梨雲寄傲》、《公餘漫步》、《月香亭稿》、《可雪齋稿》、《太平樂事》、《滑稽餘韻》，詞集有《草堂餘意》，雜劇有《花月妓雙偷納端郎》、《鄭耆老義配好姻緣》，傳奇有《納端郎》等。收錄他的作品的集子有《列朝詩選》、《詞林摘豔》、《雍熙樂府》、《吳騷合編》、《南宮詞紀》、《北宮詞紀》、《飲虹镓所刻曲》及《詞宗》等。他的詞曲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較高的評價，被譽為明中葉著名的詞曲家。陳鐸的詞曲創作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
陳鐸以功臣之後居要職，又值明中期國勢複蘇的“物阜民康”時代，沐浴著皇恩聖德，遠庇著先祖福蔭，他自然為大明皇朝歌功頌德。
“……盤桓且盡今宵興，托賴著吾皇聖明，歲歲年年賀太平。（《南九宮·畫眉序》）
“金杯酒泛，鈞天樂奏，祝聖壽與天齊。”（《村裏迓古·勝葫蘆》）
“喜遇著太平盛世，重譯朝四海無敵，托賴著至仁至德當今帝。承天位若石，錦乾坤一統華夷。”（《村裏迓古·柳葉兒》）
正是在這華封三祝的頌歌聲中，陳鐸身著錦袍，襲職衛指揮使。高貴的出身，顯赫的地位，使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麵，陳鐸作為貴族紈絝子弟，“風流倜儻”，“最善戲溏”，那種調情享樂，以聲色自娛的低級庸俗生活情緒，也決定了他早期作品的基調。秦樓楚館，深閨紅顏，曠男怨女，則是他這一時期又一主要題材。這類作品大都是他供歌妓清唱的，明顯地表現了陳鐸的階級偏見和思想局限性。其內容多不可取。
(二）
陳鐸襲職的武宗王朝，在繁華表麵潛伏著嚴重的矛盾危機。至正德年間，奸侯在朝，黨爭激烈，廠衛特務橫行，正直官吏受害時有所聞。齷齪的官場，腐敗的政治，“世路縱橫，是非顛倒”。麵對這昏暗的社會現實，陳鐸對官場的繁文縟節，世間的“浮名”“俗慮”，產生了厭倦情緒。為了解脫，為了排遣他心中的苦悶和悲憤，他有時自暴自棄，放縱酒色。“非是我殫酒淹花性情懦，怕的是日月如梭，交(叫)他不知機的世人嫉妒我。”這種怠職放縱，正表現出他內心的強烈不滿，也表現為一種消極的反抗行為。在陳鐸的心目中，“紫綬金章，雕楹朱檻，但提著驚破膽。”“韓元帥將壇，嚴子陵釣灘，那搭兒無災難。”“黃金印手拿，瓊林花帽插，禍到自有天來大。”仕途如”紅塵萬丈波”，官場是“虎狼交雜”，社會上則“世路縱橫，是非顛倒”，反映在他的作品裏便不再阿諛“至仁至德”了。隨著他對社會矛盾不斷深刻地認識，他“白眼把公卿傲”，憎恨的感情也愈泇強烈。他借助於漁家隱者的山林清趣，以對比手法，將虞詐殘殺的官場帷幕予以扯破示眾。由於他放蕩不羈，不願“奴顏婢膝”受製於人，終於導致他與上層統治集團的決裂。在魏國公的斥罵聲中結束了他的官宦生活。對此，陳鐸“仰天大笑”。他在《氐州第一》中寫道：
“……懊惱常多歡聚少。鎮日被愁縈繞。世路縱橫，是非顛例，美玉愧空抱。小前程何足問，思歸去仰天大笑。四十年來一夢中，而今盡曉。”
他沒有留戀和懊梅，有的隻是對自己“抽身早”的慶幸和自豪。“典賣了錦袍，結識了酒瓢。花底吟，舟頭釣，柴門長日有僧敲。那裏許高軒造。”他追求的是“俗慮消除，深隱丘林”，“紅塵半點無羈絆”的隱逸生活。他仰慕嚴子陵的釣灘，稱頌範蠡的歸舟，向往邵平種瓜，欽佩盧仝煮茶，讚賞見秋風思蓴鱸的張翰，詠歎不為五鬥米折腰辭官歸裏的陶潛。這種淡泊名利，渴思歸隱的思想，便是陳鐸這一時期創作的重要主題。
(三）
陳鐸辭官後的作品，雖然還有對風月閑情的描寫和隱逸生活的讚賞，但是他離開官場，走向社會，接近了下層，開拓了眼界，體察到民情。他的作品，由對漁樵生涯的空泛歌唱，轉向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出現了大量同情和歌頌社會下層人民的題材。詞集《草堂餘意》、散曲《梨雲寄傲》中不少作品體現了這一主題，而《滑稽餘韻》則是這一主題最為集中的反映。他把悲憤和愛慕全部傾注在他的彩筆上，步人了生活的全新時期。
特別是《滑稽餘韻》，以一百三十六支小令，廣泛而真實地展現了城市下層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狀況及貧困遭遇。歌頌了當時手工業者艱苦勞動，同情人民的悲慘命運，對統治階級及其爪牙予以無情鞭抵，對愚弄人民的社會寄生蟲予以辛辣諷刺。是陳鐸最富於社會意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