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故道，據《水經注》記載：
“泗水又東，南經呂縣南，又東南經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經故城西東南流，沂水納注焉。”
原來泗水源出山東蒙山南麓，西流經今泗、曲阜、兗州，折南至濟寧南入運。古泗水自魯橋以下又南循今運河至南陽鎮，穿南陽湖西南，經昭陽湖西，江蘇沛縣東北，循淤黃河東南流至清江市西南，注入淮河。為淮河下遊第一大支流，故淮泗往往連稱。金後，自徐州下一段，為黃河所奪。元以後，魯橋至徐州一段又為南北漕運所經，成為大運河的一部分，因此，泗水之稱，僅局限於上遊魯橋以上一段了。以下則故道雖存，而名稱已變。明隆慶萬曆間，先後開新運河於昭陽湖、微山湖東，下接?泇河以通運，泗源既被引人新運河，自南陽湖至徐州一段故道，不久即淤為平地。清鹹豐五年，黃河北遷，金元以來為黃河所占的徐州以下一段故道，包括經邳州的一段，亦歸淤廢。此後，古泗水中下遊在名實兩方麵都不再存在，正是由於在邳州的一段泗水故道由泗水變為黃河，由黃河變為運河，再變為淤平的故黃河道，名實俱無已有數百年之久，所以就罕為人知了。
從南宋建炎二年(1128)到清鹹豐四年(1854)，可稱為黃河奪泗時期。建炎二年，東京留守杜充於滑縣西南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擋金兵南下。從此，黃河下遊的河、道數道並行，向東向南衝決。互為主副，互相侵奪。後來，東流入海的河道盡斷，主要靠南流奪泗、汴、睢、渦、穎等水由淮人海，而南流諸道中，又以自河南原陽亂汴、睢故道，東出徐州由泗水入淮為主。原流經邳州的泗水河道，成了黃河的故道。
十二世紀末，黃河奪泗奪淮前期，由於汴泗故道河床深廣，還沒有承擔全部黃河的流量，因此，徐邳一帶，還不曾感到黃患的威脅。後來，河身漸高，黃河對泗運的影響日益泇劇。
到了明代後期，黃河經過徐邳一段經常決口，給邳州帶來無窮的水患。據(邳誌補》記載，明清兩代黃河侵及泗水決口，致使邳州受災共達51次。明中葉以後，治河官員重視築堤和浚疏河道。萬曆年間，潘季馴曾在經徐、邳、宿的黃河兩'岸修堤五萬六千餘丈。李化龍疏通了豐沛以下河道。雖然采取一些措施，但是這一期間，邳州“麥禾漂沒”、“田廬盡歿”、“歲大饑”、“人相食”的慘重災情還時有發生。
黃河奪泗期間，致使邳州河道變化的，不是黃河而是明清運河的開鑿。
運河是元明以來才逐漸形成的通稱。元代修浚利用部分隋唐原有的運河和某些天然河道，又開鑿了從山東臨清、濟寧間的通惠河，因而形成一條從大都(北京）出發，可以經通惠河、白河、禦河、會通河、濟洲河、泗水、黃河、淮揚運河(邗溝），浙西運河（江南河）直達杭州的南北大運河。元末，山東境內掀廢，明永樂初重開會通河後，運河才成為南糧北運、公私商旅惟一通道。邳州的泗水一段常因河決淤塞，被迫改易運道。萬曆三十二年（1604），河督李化龍征集民工開泇河。自夏鎮(今山東微山）李家口引運河東南合彭河、永河至泇口會泇河。自此運道改由泇河經微山湖東，西北直達濟寧，避開舊道從直河口（今皂河西)溯黃河而上至徐三百裏的風險，時稱東運河。因此，邳州有運河流經，實自開泇河始。到了崇禎十四年(1641），為了濟上遊的涸竭，總河張國維請引沂河由蘆口壩(即溝上石壩窩)分流，入徐塘口（即現在的官湖河）規劃分洪量三分濟運，七分人湖。蘆口分流不足，又開山東的江風口作為引水的口門。但這樣一來，分洪無法控製，最後沂水不入駱馬湖而全注鄭境。每年山洪暴發，沂水橫奪武、燕、艾等河，邳州輒成澤國。《邳誌補》在寫邳州開泇河後有這祥一段議論：
“當泇之未開也，北來諸水渠，南皆入泗，微湖之流東不至邳。自良城(開泇河經過良城)既鑿，廣納群流，北遏魯河，西引湖水，而沂、武、燕、艾、不老、房亭交輸互灌，並趨心腹，遂為眾壑所歸。然有駱馬分洩，害猶未甚巨也。洎乎沂不入湖，水全注運，稽天巨浸，洩於一線細流，於是湍岸齧堤，東決西蕩，而水患殷矣。”
由此可見，邳縣成為魯南五萬平方公裏山區的“洪水走廊”，實自蘆口分流始。
從鹹豐五年（1855）到解放前，為黃河北移沂運禍邳時期。清鹹豐五年，黃河在今河南蘭考境內銅瓦廂〔時屬蘭陽縣，今已坍人河中)決口，從此黃河由蘭考改道東流，至1875年形成今道。原為黃河奪去726年的泗水故道，因河床淤涸，成為今天的廢黃河故道。黃河北移後，雖然黃患已除，但沂運禍邳日趨嚴重。其間102年中，共受水災30次（其中清5次，民國14次）直至到解放後的1975年以前，邳縣還年年受災。成災的主要原因，應為上述引沂濟運所致。《邳誌補》對這一原因，有所探討：
“自徐塘引水，蘆口分流，而七分人湖三分濟運之製定焉。其後周口廒(泥淤)塞，臧口遏閉，涓滴不入駱馬，於是全趨蘆口，而害及治南。又其後王口衝決，蕩逾舊軌，於是橫奪燕、艾而及治西倚宿迤南、灘上迤北，縱橫數十裏為澤國矣。或伏秋淫雨，諸河並漲，互灌交輸而閤境幾無幹土，皆沂不歸湖，水無宣泄所致。非規複舊製，挽而東之，邳之患豈有艾(停止）乎!”
至於免除邳州水患的治水良策，清末民初都有一致的看法：“夫論治本之策，非導沂不足以殺其勢，而為治標之計，非浚運不足以廣其容。標本並治，邳其庶有豸（止亂)乎!”（見(《邳誌補》卷六）
這種見解確實切中要害，一語破的，但在解放前，這種治水良策是難以實現的。直到解放後，經過25年“標本兼治”，到1985年才基本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