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在於：隻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才能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相互促進，使經濟效益得到提高；才能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緩和資源短缺的矛盾，使國民經濟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保持持續增長；才能形成良性的投入產出效應，使國民經濟實現穩定增長；才能充分利用對外開放的機遇，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第三，轉變思想觀念，破除舊的思維方式，建立新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增長觀。
——改變數量型速度型經濟的舊觀念。在計劃經濟體製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用簡單地增加總量、提高速度的方法來發展經濟的思維定勢和工作套路，片麵追求量的增加，忽視質的提高。這種方法在過去經濟短缺、科技落後的情況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適用的，但在今天經濟總量增長到一定階段，科技水平顯著提高和市場競爭激烈的新形勢下，就不那麼適用了。對於西部來說，追求數量的增加也受到各種各樣的製約，客觀上也難以實現。因此，應當樹立新的發展觀，研究市場，開拓市場，按市場經濟規律組織經濟工作，把加快發展的著眼點放在適應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經濟素質和效益上來，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要將“數量型”“速度型”經濟發展路子逐步改為“效益型”、社會全麵進步型的發展道路。
——改變小而全、大而全的地域觀念和行業觀念，樹立產業化、社會化大生產的觀念。近年來改革中國家向地方下放了不少權力，這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地方的本位主義觀念得以滋長以至膨脹。現存在“諸侯經濟”觀念和氛圍，嚴重地影響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現在一些地方，包括西部不發達地區的某些地方，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目標和口號，在局部範圍內搞大而全、小而全和重複布點、重複建設，盲目鋪攤子、上項目、爭資金，致使資金浪費，效益低下。這既不利於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於綜合經濟效益的發揮和整個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必須盡快消除本位主義的影響，打破“諸侯經濟”的束縛，強化宏觀調控，向以專業化生產為基礎的規模經營觀轉變，把加快發展的立足點和著眼點放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益、結構優化效益、規模經營效益和科技進步效益上來。
——改變無所作為和等靠要的觀念。由於受計劃經濟體製的影響，由於長期處於封閉落後的環境，使西部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領導幹部形成了發展上的無所作為觀念和等靠要觀念。在這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社會曆史變革麵前，某些人仍持同樣的態度，以為西部落後，粗放型經營在所難免，難以更改，如果要實行轉變，必須由國家從資金、技術等方麵包攬下來。這種觀念顯然是不對的。要求國家從政策到資金、技術等方麵予以適當的扶持是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在轉變增長方式時在策略、時間等方麵有別於發達地區也是必要的，但將一切推給國家，在社會變革麵前表現得束手無策，無所作為，則是極端錯誤的。應當認識到，此次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於西部地區來說，既是一場考驗，又是一次曆史性機遇。西部可以乘機接納一批沿海轉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對自己的企業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可以在國內國際經濟競爭中使自己的企業上新台階，進而搞活經濟，促進經濟的全麵振興和發展。
——改變以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評判幹部政績大小和優劣的標準的觀念，改革幹部考核製度，把是否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全麵發展，作為考核幹部的標準。不能讓熱衷於搞貪大求全、搞泡沫經濟的人從中到好處，也不能讓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默默工作的人蒙受損失。在市場經濟體製尚未最終確立的條件下，從幹部管理的觀念和體製上把好關，對於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無疑將會產生較大的效力。
二
西部戰略對應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處理好經濟體製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係，即處理好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與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關係。把建立市場經濟體製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機結合起來，依靠製度創新，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是一個相互聯係、相互製約、相互推動的係統工程。
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主要靠增加投入，上新項目，偏重追求規模、數量和發展速度，忽視提高生產要素質量和使用效率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的狀態，著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走出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發展路子。而這一切，離開了完善的市場體係，離開了有較高發育程度的市場經濟環境，就不可能實現。
就全國而言，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近20年，但效果並不明顯。李鵬總理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指出：“經過40多年的建設，我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經濟規模已相當可觀。但在生產、建設和流通等各個領域，資源消耗高，資金周轉慢，損失浪費嚴重，經濟效益低的問題都很突出。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是當前經濟生活中許多矛盾和問題的症結所在。隨著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再靠消耗大量資源來求增長，是不可取的，也是難以為繼的。今後國內外市場競爭將主要是科技、質量、效率和效益的較量，不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一個企業乃至整個國家，就很難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
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長期存在，是由我國過去實行的傳統計劃經濟體製決定的。經濟學家樊綱指出：“我認為這隻能到體製中去尋找。這是因為，一種係統的、規則的、長期的‘偏差’，不能用思想意識、信息不足等偶然性、短期性的原因加以說明，而必須用體製上的原因加以解釋。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企業‘預算軟約束’，虧損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國家的錢不心疼，資本損失無人承擔責任，借錢可以不還。正是這樣一種不少人都不對資本效益負責的計劃經濟體製，導致了在我們這個最缺資本的國家中，資本最不值錢，損失了有些人也不心痛。於是大家拚命爭項目，爭資金，其結果是盲目上馬，浪費資源，虧損嚴重，‘外延式增長’‘粗放型增長’便由此而生。”⑥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還是加大改革力度，深化經濟體製改革，首先解決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過渡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製尚處於建立階段，市場主體還未真正形成，市場體係發育還不十分成熟，法律體係、社會保障體係尚不夠完善。經濟學者郭克莎指出：“……為什麼市場需求還不能對經濟增長過程起約束作用，看來主要原因在於適應市場機製運行的市場主體沒有真正形成。國有企業的製度變革滯後，處於承包製和股份製試點的企業，大多數的投資責任依然沒有明確，產權約束和風險約束的機製基本沒有形成，因此傳統體製下的盲目擴張方式沒有實質性改變，負盈不負虧的狀況甚至使企業的數量擴張傾向更為突出。”“另一方麵，市場體係不能順利發展和市場規則未能合理形成，也影響了市場機製的調節功能。……綜上所述，出於國有企業這個重要的市場主體沒有真正確立，市場體係和市場規劃未能合理形成，市場機製對於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調節作用到目前為止仍相當有限。”這段分析，是極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