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當前的形勢進行冷峻的分析，我們就會看到，整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體製還很幼稚，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情況就更為嚴重，市場體係的發育程度更低。西部的國土麵積占全國的58%，地上地下資源豐富，其中煤炭資源占全國的80．6%，水利資源占全國的60．4%，草原資源占全國的89．5%。但西部又是貧困的。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隻占全國的9．8%，財政收入隻占全國的4．8%，農牧民人均收入799．3元，為全國農牧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65．3%。在社會事業的發展方麵，同樣呈落後狀態，每萬人中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為14．38人，而全國為23．35人。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西部地區必須加快步伐建立市場經濟體製，以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而促進整個經濟的發展。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一項重要的任務是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西部必須在此方麵下更多的力氣。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西部許多地區國有大中型企業並不很多，而國有小型企業卻相對較多，因此，西部還必須在如何搞好小型企業上下更多的工夫，真正探索出一條小型企業發展的成功之路。對於西部來說，解決好小企業的發展問題更為迫切，意義也更加重大。
西部地區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培育市場經濟主體的過程中，還必須努力做好提高人的素質的工作。從統計數據看，西部地區的科技人才比例不算小，但這裏麵水分不小，就其真正的科技才能與管理才能而言，與發達省區的人才隊伍之間尚有不小差距，這種狀況顯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不適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對於西部地區來說，培養高精尖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科技應用和推廣人才，以及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各個方麵的專業人才，培植市場經濟的主體。
三
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要遵循唯物辯證法的思維規律和行為準則，要一切從我國實際出發，從西部實際出發，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防止不分地區情況的一刀切。我以為，目前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處理好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係。
第一，要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增長與發展的關係。在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那裏，增長和發展是有一定區別的。赫立克和金德爾伯格在《經濟發展》一書中指出：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指和以前相比產出的種類有所不同以及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製安排上的變革。增長意味著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獲得更多的產出，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變化以及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量分布的變化。如以人類的“增長”和“發展”作比喻，增長包含諸如身高和體重之類總量的變化，發展則包含諸如體質協調、學習能力或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之類機能的變化。帕金斯等人也認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時可以替代使用，但二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經濟增長指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的總量或人均量的上升……經濟發展則具有較多的含義。他們認為經濟發展除了意味著人均收入上升外，還意味著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包括國民生產中農業份額的縮小和工業份額的擴大，也包括農村人口百分比的減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小朱維卡斯在《經濟發展導論》中指出：經濟學家們一般用經濟增長一詞指一國在一時期中產品和勞務的實際產出的增長，或者恰當地說，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經濟發展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一些經濟學家把它定義為增長伴隨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政治結構的變化。小朱維卡斯所列舉的這些變化，包括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業比重、分配狀況、消費模式、社會福利、文教衛生、公眾參與等內在的變化。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考慮經濟增長時切不可視野太窄，而應當考慮全麵發展問題，防止隻考慮增長，但因缺少結構變革，使各經濟部門難以出現補充性增長的狀況，防止由於缺少製度變革，難以將實際收入得益分配到人口的各個階層，因而出現社會嚴重分配不公的狀況。在經濟建設中，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處理好經濟體製改革與政治體製改革的關係。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穩定增長，有賴於社會各方麵的共同進步和協調發展。對於西部來說，發展問題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論斷具有更強的適用性。
第二，不能從“增加資本”的極端走到“技術進步”的另一個極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應當是漸進的。對我國來說，由於人口眾多，勞動力素質較低，西部地區情況更為嚴重，因此我們難以隻發展資本密集型經濟，或者隻發展技術密集型經濟和資源密集型經濟，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龐大且價廉這一優勢，適度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切忌片麵強調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傾向，因為我們的財力狀況，我們的技術水平以及勞動者素質，都難以在短期內提供全麵發展高新技術的條件，因此，對於某些傳統產業的發展，仍要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間。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上，不可揠苗助長，不可不顧條件地硬搞轉變。否則，新的方式尚未運作，舊的方式也搞丟了，這樣反而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第三，對於外延擴大再生產，對新的投資、新的項目也不能簡單否定，一概製止。經濟的發展是需要規模的，有了一定的規模，才能使生產趨於生產可能性邊緣的最優區域，並逐步向外推移。我國工業基礎薄弱，工業規模小，12億多人口，9億農民，工業生產比重還比較低，因此，我們在搞現代化的過程中，還背負著沉重的農村工業化的舊債。在一定限度內，在特定的地區搞外延型經濟，上新項目，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效益不好，但通過調整，通過技術改造等方式，最終也可以走上集約型增長的軌道。這樣做，代價可能高一些，但這又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於西部落後地區來說，這條路子更不得不走。1978年至199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東部沿海省份大都在20%左右，西部大部分省區卻不到10%，如此大的差距，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投入不足是一個重要原因。“六五”以來，西部的投資約占全社會投資總額的10%，這個比例顯然太小。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一般是以人均占有相關經濟量為指標的。所以，在投入問題上，也應當從西部在全國占有的人口比例因素來考慮。西部占全國人口的14．13%，那麼今後國家在西部的投資也應等於和高於14%的比例。
鑒於西部地區長期投資不足，工業規模過小的曆史狀況，西部地區一方麵要致力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也要適度增加投資。如果片麵強調內涵擴大再生產，追求高精類，限製新建項目，那麼以西部目前的工業規模和基礎，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由此帶來的失業增多、分配不公、東西部差距過大、民族問題、社會不穩定因素等就會急驟增長甚至膨脹，對於地區乃至全國的政治局麵和經濟發展就會造成負麵效應。對於這些問題，應當從全局和長遠發展的角度加以考慮。對於西部，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和具體解決，在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轉變等方麵應根據全國的大局和地區的具體情況，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和策略。
（載《寧夏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