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經濟學的重要命題，也是各國政府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極為關注的論題。我國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提出並在實踐中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1995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經濟的發展，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這是對鄧小平經濟思想一個重要方麵的高度凝練和概括，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具體體現。
麵對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選擇，西部地區應當積極作出反應，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克服困難，促進自己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全麵進步。
一
西部地區的戰略對應之一，是認識的到位，即盡快轉變觀念，建立起適應新形勢的認識體係和觀念體係，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創造必要的條件。
第一，要盡快從理論上武裝自己，使廣大幹部和經濟工作者對經濟增長有一個曆史的全麵的了解。要借鑒西方學者在經濟增長方式方麵的各種理論，在此基礎上構建自己的理論體係。
經濟增長及增長方式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緊迫問題之一”，是西方經濟學界的“第一等優先的經濟論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發展，它也同樣成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緊迫問題，成了西部的人們必須麵對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經濟增長的特定含義是什麼？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說：“用現代的說法是指，一個國家潛在的國民產量，或者潛在的實際GNP的擴展：生產的經濟實力的擴展。……我們也可以把經濟增長看作是生產可能性邊緣隨著時間向外移動。”厲以寧等人認為：“經濟增長的最簡單的定義是產量的增加。更全麵的說法是，經濟增長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生產人民所需要的商品和勞務的潛在（或稱充分就業的）生產能力的擴大，或這種潛在生產能力的增長率；由於實際的經濟增長不但決定於潛在的生產能力，還決定於它的利用程度，因此經濟增長的另一方麵的含義是指一定時期內商品和勞務的實際增加量或它們的實際增長率。由於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決定於一個國家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技術水平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也包含著這些決定生產能力的諸因素的擴大和改進。”
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思想淵源上考察，這一理論中的某些思想在18和19世紀西方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已有體現。亞當·斯密預言，隻要有合適的市場規模和一定量的資本積累，通過勞動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增加資本積累，經濟增長就能自行持續下去。隨著運輸和通訊技術的改進，又可開辟新的市場和擴大對外貿易，加強經濟增長的勢頭。但是，經濟增長不會無限地進行下去，最後，會由於自然資源的匱乏而告停止。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與斯密一樣，也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般地說，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長期發展的結局大多持悲觀態度，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利息率的變動來調節儲蓄和投資，以進行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可以暫時地引起某一特定勞動集團失業，但最後仍然會增加勞動需求，通過價格機製和工資的變動會實現經濟增長並趨於充分就業狀態。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熊彼特研究了經濟長期增長問題，他認為，技術創新是推動資本主義前進的力量，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過程。技術創新不但增加了利潤，而且迅速提高了資本積累。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出版，表明資產階級經濟學界重新注意宏觀經濟問題，凱恩斯對經濟增長問題從宏觀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哈羅德等人在凱恩斯的基礎上，注意了經濟增長的長期化和動態化問題，所謂長期化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把人口、資本和技術條件等因素看成是可變的量，而不是假定為固定不變的量。所謂動態化就是從連續的各個時期，分析以上因素和其他有關的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相互間的關係，以及每一個時期保持經濟增長所必需的條件。哈羅德和多馬等人使經濟增長理論更加體係化。
經濟增長理論，又稱增長經濟學，是研究一國如何增大產品和勞動的產出量的一種經濟學說，其內容包括經濟增長模式，經濟增長的數量與結構、經濟增長的因素、經濟增長的後果與限製、經濟增長與經濟政策分析，等等。
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決策參考和理論生長點。當前我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我以為除了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內涵擴大再生產理論的支持，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關於技術進步等因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理論，等等，應當說是又一理論支持。在經濟增長方麵，西方經濟學家探討了一個多世紀，其所考察的社會經濟客體、個案比我們豐富，提取的數據比我們詳備，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帶有市場經濟的共同性，因而我們應當予以很好的借鑒和運用。對發展較為落後的西部地區來說，尤其應當如此。
要引導人們準確而全麵地熟悉和掌握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容。
關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容，李鵬總理提出，“現在要把各方麵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到充分搞好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充分挖掘潛力上來……同時要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並舉的方針，把節約放在首位，通過加強管理，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減少浪費，使效益有明顯的提高”。李鵬總理還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歸根到底要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關鍵是抓好科技和教育。”鄒家華副總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得更為具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是要從隻注重增加投資、鋪新攤子、上新項目，轉到主要靠現有基礎，充分挖掘潛力上來；二是要從主要靠增加物質生產要素的投入，轉到主要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三是要從主要靠消耗資源，增加產品數量，轉到主要靠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各類消耗和生產成本，著力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上來；四是要從投資項目低水平、低效益的重複建設，轉到按高效益的經濟規模和合理布局的要求，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上來；五是要從偏重追求經濟總量和速度，轉到注重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上來。”
第二，要引導人們深刻認識粗放型增長方式的危害和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意義。
我國經濟粗放型增長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依靠大量增加物質投入，鋪新攤子，上新項目，靠拚消耗、拚資源實現經濟的高增長，片麵追求速度和數量，忽視效益和質量。這種增長方式，副作用是嚴重的。其一，投入多，產出少。“六五”和“七五”期間我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主要由科技進步、科學組織和管理等貢獻構成）為28%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40%以上。我國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增加的依賴程度在60%以上（此外還有勞動投入），而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這一比例僅為20%左右。據統計，每增加1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當年增加的國民生產總值，“六五”期間3．2億元，“七五”期間下降到2．2億元，“八五”前四年與“七五”大體相同。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資金稅率，1980年為25．2%，1993年下降到10．3%。由此可以看出，速度與效益明顯不同步。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效益遞減原理的作用。當然，這是一種多少帶有扭曲性質的效益遞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線上的反映也不是正常的。即隻要改變粗放方式，注意科學技術等因素，生產規模的擴大，投資的增加，仍然可以帶來更多的效益。其二，技術進步緩慢，生產設備落後，由於上新項目，而無力進行原有企業的技術改造，使企業裝備水平落後，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差。其三，產業整體水平低，結構很不合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水平低，一般加工工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高。其四，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惡化。我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為美國的3倍、韓國的4．5倍、日本的6倍；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為發達國家5～8倍。這種狀況，不盡快采取措施加以改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