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市場經濟體製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於“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思想，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認為應當選擇一種以自由、效率和社會平衡為一體的製度，而且隻有市場經濟製度才能提高國民富裕性和帶來社會平衡。因此，應當堅持在市場經濟範疇內的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組合起來，形成第三條道路。這種經濟製度區別於傳統的或古典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它是旨在實現一種國家參與的有秩序的市場經濟，同時它又有別於納粹統治時期的國家統治經濟，或戰後一些國家的中央集權經濟，而是一種以市場為核心強調競爭的經濟製度。
法國是“混合經濟”或曰“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法國是一個以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私有經濟與國有經濟並存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在20世紀70年代前采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理論，政府幹預的方式是發展國有經濟、實行計劃指導和加強宏觀調控。在戰後至70年代，法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政府的宏觀調控從總體上看是成功的。但從70年代中期以後，在世界經濟危機、能源危機和工業結構危機的夾擊下，法國經濟出現衰退，為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和低增長率所困擾，政府的宏觀調控開始搖擺於凱恩斯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經濟理論及由此決策的經濟政策之間。1976年，法國右翼政府上台後立即宣布放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提出以貨幣主義理論為指導，以穩定經濟為目標的“巴爾計劃”：規定明確的貨幣增長目標，臨時凍結工資和物價，限製信貸發放，控製彙兌和加強利率管理。在突出貨幣政策的同時，開始采取所謂價格自由政策，改革工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1981年社會黨執政後，宣布進行“法國式社會主義”試驗，使正在進行的調整中斷。國家幹預主義在法國重新抬頭並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強，凱恩斯主義又取代了貨幣主義理論。但之後法國出現的嚴峻的經濟形勢又迫使政府著手修正自己的理論偏向，並著手對宏觀經濟調控機製進行廣泛深入的改革，著力加強市場競爭機製，以增強經濟活力。
西方發達國家包括地處亞洲的日本，對西方各種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接受和實踐各有側重，但也有許多共通共同的方麵。大都根據自己的需要做到兼收並蓄，綜合運用，並根據形勢要求和自己的需要而予以適時靈活的調整。
發展型市場經濟和轉軌型市場經濟國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已開辟出許多道路，建立起許多模式和理論體係的情況下進行自己的探索的，因而一般是在借鑒和接納西方某些做法的同時，借鑒和接納了西方的一些宏觀經濟理論。但一般地說，因為宏觀條件的限定，大多數國家沒有選擇古典主義的自由經濟理論，而選擇的是凱思斯主義的宏觀調控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如果對發達型和發展型及轉軌型市場經濟國家在理論上的取向作比較，那麼總體上西方發達國家比較趨向自由度較高而注重發揮市場導向的理論，而發展中國家與轉軌型國家則更趨向政府幹預較強的理論。以中國而論，目前起主導影響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理論。
當代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理論很多，但主要的，有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貨幣學派；瑞典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倫敦學派；芝加哥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新製度學派、創新學派、經濟成長階段；等等。這些理論各有其產生的經濟背景和思想基礎，所闡發的觀點也各不相同，各國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選擇。在理論的選擇上也應本著求實、發展的原則，不應盲目排斥一切，也不應隻鍾情以至固守一種理論，而應根據各方麵的條件及自身的需要加以選擇，或進行綜合運用，最終在實踐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理論以指導實踐。
四、啟示與借鑒
從發達型、發展型和轉軌型三種類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行為的條件、理論取向及其特征與結果等方麵，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總之我們以為，市場經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是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從人類經濟發展的聯係性、一體性和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看，從人類文明的繼承性和鏈性發展方式看，世界各國或遲或早都不能不走市場經濟的道路。西方發達國家走市場經濟道路較早，所以他們有著較為豐富的經驗和完備的理論。發展型及轉軌型市場經濟國家由於各種原因走上市場經濟道路較晚，因而道路更曲折，困難更繁多。借鑒以至仿效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以及做法，幾乎是這些國家的必然選擇。對於我國來說，正處於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因此，我們不但要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要學習東歐轉軌型國家，學習與我國同處於發展型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
從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看，我國目前政府行為的選擇是，在注意運用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從發展型市場經濟各國的做法中我們應當明確這樣的思路：其一，經濟發展戰略是經濟發展體製選擇的根據，經濟發展體製總要服從於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戰略發生變化，體製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市場經濟發展之初，發展中國家為了能夠獲得必要的資金和技術積累，並將其用於工業化，不得不由政府采取較為集中的強製措施，以加速儲蓄和投資。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把這一過程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另一些國家則主要依靠行政性的計劃手段，以政府強有力的幹預和相對集中的宏觀指導作為實施早期工業化增長戰略的體製保證。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許多國家從長期發展考慮，實行由傳統的片麵工業化向社會經濟綜合發展的整體性戰略轉移。許多國家都試圖改變過分依靠政府幹預計劃的傾向，注重私人經濟和市場的作用，並以這種體製性的調整來保證戰略的轉移。其二，市場作用是政府作用的基礎。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落後，市場機製不健全，必然強調政府的作用。在突破經濟發展的若幹製約條件時，政府對促成資源的積累和結構的變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作為經濟發展體製的重要因素，不能夠也不應該長期包辦和取代市場的作用，否則企業與市場的關係長期被扭曲則會招致破壞性後果。在此方麵我國有著極為沉痛的教訓。實踐證明，通常情況下，政府需要在較為完整的市場條件下才能更好地發揮幹預作用。政府的幹預要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也需要通過市場的運用來實現。市場是政府有效幹預的基礎。其三，結構轉移是經濟發展體製調整的動力。發展中國家以傳統工業化為核心的結構轉移偏重於體製性的保護，忽視了必要的市場競爭和篩選，尤其是對傳統部門的刺激不夠，不可避免地造成工業化的畸形發展。對此，我國應當予以注意。
在政府幹預問題上，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觀念。其一，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是任何國家都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實現總量平衡，就可以克服以企業和居民為調節主體的單純市場機製所存在的實現總量平衡的成本太高、調節周期較長、效率偏低的弊端，盡量縮小經濟波動，使之與經濟增長趨勢的偏離控製在盡可能小的幅度之內，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的發展。其二，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僅要考慮企業與居民方麵的微觀效率，還要考慮公共需要及其他的社會優先需要。在此方麵，單純的市場機製也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必須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其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必須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等手段，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其四，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開放的市場經濟，需要政府代表企業和居民的利益，進行有力量的國際談判，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與經濟合作條件，既有效保護國內市場，又迅速擴大國際市場，以彌補市場機製的不足。
（連載於《稅務與經濟》1996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