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各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與措施大體相同。國家一開始便將政府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的調節有機結合起來，多數國家都明確以建立具有社會取向的市場經濟為目標。各國過渡的步伐均較“猛烈”，采用“休克療法”的國家較多。
第三，各國政府將穩定經濟作為其重要工作來抓。實現經濟穩定化是東歐各國經濟轉軌的明確意圖，也是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方式主要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上，主要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的辦法影響消費和投資。各國大都實行硬性控製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規模，規定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數額低於通貨膨脹率。在財政政策上，通過調節或削減國家財政支出、實行稅製改革等措施，影響經濟並增加財政收入。主要的是取消補貼，即在放開價格的同時，已大大削減甚至完全取消了國家預算的補貼數額。在稅製改革方麵，參照西方國家的稅收體製進行改革，調整稅賦，簡化稅種，改革稅製構成，統一稅製標準。尤其重要的是采納增值稅，引入法人稅，增強所得稅的功能，給外資、合資企業稅收方麵的優惠。
二、政府行為的條件比較
發達型、發展型和轉軌型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幹預和宏觀調控之所以呈現各自的特點，原因之一，是各自的條件不同：
發達型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化的過程是一個漸進而完整的過程，大都經曆了自由市場經濟時期，然後進入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且經濟基礎雄厚，這是與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條件方麵的主要區別之一。
戰後美國國內經常麵臨的是嚴重的生產能力過剩。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緩和經濟危機，政府的主要任務是運用財政和金融政策，刺激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英法等國在戰後雖然是戰勝國，但國內經濟同樣遭到嚴重破壞，所以比較強調用國有化或經濟計劃的方式來加強政府的幹預，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戰後由於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經濟生活不斷發生新的變化，所以政府的幹預方式、宏觀調控體係和政策在成熟的發達型市場經濟國家也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動態性。
發展型市場經濟國家的主要標誌是生產力不發達、經濟發展水平低。同時，與生產力落後並存著不發達的市場經濟體製，這種體製很多是畸形的。落後的體製既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同時又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原因。經濟體製是實現一個社會的經濟目標和基本原則借助的手段體係，而這種手段體係如果同發展中國家未成熟的市場經濟形態結合起來，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並隨之而發展，便被稱之為發展型的市場經濟體製。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是要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同時還應包括建立加速發展生產力的社會環境。在體製方麵主要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發育市場體係和規範政府幹預機製。
發展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做法及其特征是由其現存的混合經濟體製決定的。其內容包括：
第一，國有經濟與私人經濟的混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有經濟成分在各個國家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但基本均分布在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占據著資本、技術和市場的優勢地位，形成了對經濟生活的壟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私人經濟卻十分弱小。在各國獨立之初或如中國建國之後，私人經濟由於長期受到國家壟斷資本的排擠，其發展的規模十分有限，分布也偏重於以手工業勞動為基礎的初級生產部門。在其後的發展中，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私人經濟也未能充分發展起來。發展中國家這種混合經濟體製缺乏外部的競爭壓力，效率也比較低下。
第二，政府幹預與市場作用的混合。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結構殘缺不全，市場機製極不完善。正是由於經濟發展缺少必要的市場條件，政府的作用便被一再強化，並作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市場的作用。政府幹預市場本來應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展開過程，但在發展中國家這一發展時序卻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置，因此對其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發展必然產生許多新的製約因素。但許多國家之所以在政府幹預上超前或過於強化，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第三，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的混合。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市場和勢力弱小的私人經濟不僅受傳統村社和地方勢力的壓製，而且受到政府強有力的幹預和操縱。這種社會結構特征是官僚和傳統勢力的特權。在此情況下，政府促進市場經濟的作用經常被嚴重地予以扭曲。這種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的混合，容易導致具有終身權力的特權階層及其各級官員的貪汙腐敗。私營經濟效率的低下，個人利益和個人獨立的價值被否定，企業的經營目標和行為混亂，也難以有效地實現財產的積累、創新和生產要素的流動。
第四，發展型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程度的外來性，即殖民主義的經濟影響。由於經濟命脈掌握在國外壟斷勢力手中，必須按照宗主國的需要從事生產，因此，經濟增長的動力便在很大程度上不以本國市場為基礎。
第五，發展型市場經濟具有顯著的不平衡性，呈現二元經濟結構，即某些部門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較快，而另一些部門和地區市場化進程卻十分緩慢，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
以上五方麵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經濟體製的選擇方麵存在著基礎性的缺陷，所有製結構、決策和調節結構以及社會結構均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矛盾之處。所有這一切，便決定了發展型市場經濟國家在政府幹預方麵的選擇有無可奈何性，即被動式選擇。
轉軌型市場經濟國家，其過渡的方式有的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有的采取相對緩和的過渡方式。政府在轉型期所采取的各項政策也不一樣。這一切，主要的原因也在於它們轉軌前的經濟狀況、基本國情和經濟改革基礎等條件不同。東歐各國及前蘇聯的經濟基礎介乎西方發達國家與東方發展中國家之間，但更接近於發達型，而其國家結構、國家體製以至經濟體製也介乎發達型與發展型之間，但更接近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變革大都首先是從否定以前的政治體製乃至根本製度開始的，它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基本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主要的是其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的支持和西方價值觀、西方的政治思想體係、政治體製導引的結果。
三、政府行為的理論比較
發達型、發展型和轉軌型三種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行為呈現不同的特征，一種類型內部各國政府行為的情況也不盡相同，除了其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條件不同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各國依據自己的情況以及與國際市場對接的需要所創立、選擇和推行的理論也各有特點。
在發達型市場經濟國家中，歐美各國所奉行的理論也有其局部的差異。各國在理論上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需予以不斷的發展完善。20世紀30年代以前，盛行於英美兩國的主流經濟學是傳統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不會產生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大量的失業，因而主張充分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自發調節作用，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形式的幹預。但是30年代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證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並不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從而宣告了古典經濟學政府不幹預主義的過時。30年代後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創立了宏觀經濟理論，即主張政府幹預的理論：要想避免私人有效需求水平不足所產生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政府必須采取一定的經濟政策來刺激或增加經濟中的有效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例如，政府可以通過貨幣政策降低利息以刺激私人投資，或者采用財政政策擴大政府的公共開支直接增加有效需求，以實現經濟的充分就業均衡。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奠定了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基礎，開辟了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道路。二戰之後凱恩斯主義迅速取代了傳統的古典經濟學，成為英美兩國的主流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英美兩國逐漸失去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因為，這一時期凱思斯主義很難扭轉英美兩國所麵臨的“滯脹”局麵。當時新崛起的宏觀經濟理論主要有：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經濟學，以盧卡斯、薩金特等人為代表的主張用理性預期假設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以拉弗為代表的主張減稅來刺激生產的供給學派經濟學。貨幣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在長時期，貨幣存量的變化不會影響經濟中已處於均衡狀態的實際產出，而隻會影響價格水平的變化。長期通貨膨脹率是由貨幣供給量在同期的平均增長率決定的。因此，隻要長期將貨幣供給量控製在與經濟增長相適當的水平上，通貨膨脹就可以被控製，並且不會影響實際產出水平和由供給因素決定的“自然失業率”。但在短期貨幣供給量的增減則會導致產出水平和失業率圍繞“自然率”水平上下波動，所以政府一方麵最好在微觀經濟領域采取適當的政策提高市場機製的作用效率並刺激影響生產的供給因素，以達到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長期目標，另一方麵最好不要試圖利用總量貨幣政策去取得短期經濟目標。以理性預期為假設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麵臨未來不確定性的經濟主體在進行經濟決策時，能夠有效率地收集和利用各種可得信息，對影響當前決策的有關經濟變量的未來變化作出理性預期。考慮到持有理性預期的人們會根據所獲得的信息來改變其通貨膨脹預期，因此政府可以通過宣布減少貨幣供給量的方法降低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使通貨膨脹率隨著貨幣供給量的減少而降低，從而達到抑製通貨膨脹的目的。另一方麵，可以通過刺激微觀經濟活動和完善市場機製的政策來增加產出供給和就業量，從而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供給學派認為，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量是由決定總產出供給水平的微觀經濟因素決定的，隻有總供給的變化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所以政府宏觀調控的重心應當從側重需求管理轉向側重供給管理，通過對微觀經濟因素進行刺激和調整增加總產出供給和減少失業。供給學派的出現扭轉了隻從需求方麵分析宏觀經濟運行的局麵，使宏觀經濟調控從過去隻注重需求方麵而轉向也重視供給因素，促使英美兩國的宏觀經濟調控逐步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