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期望值的高低，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安定，關係到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快慢和成敗。對於這樣一個實踐意義極強的理論問題，實有探索之必要。
所謂期望，一般地講，是指對未來的事物或國家及個人前途的希望和等待。而期望值，則是對期望這種心理的量的表述，是定量分析的前提。
每一個正常的人以及由人類群體組成的社會，對自己的未來，都有著這樣那樣的希望和等待。而這種希望和等待，一般來說是既遙遠又貼近，既空泛又具體的，大致都可用一定的數值來表現。所以說，期望是嚴格根植於現實主義基礎之上的，是有實現的可能性的。如果一種期望若有若無，若明若暗，或大到無法以數據表示，那麼這種期望就失去了它的科學價值，或者說並非期望，而隻是幻想和狂想。
期望值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受地區、時代、民族等因素的製約。具體地講，主要受經濟、文化（包括現實文化和曆史文化）以及長期形成的人類心理素質等因素的製約。此外，還要受到其他地區其他民族的影響。參照是兩方麵的，即橫向的和縱向的。橫向的包括本國的其他地區和外國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國外信息的傳入，對我國人們期望值的產生和確定產生了巨大影響。縱向的則主要是對整個人類曆史，特別是本國本民族曆史的回溯與反思。在我國近現代史上，一些知識分子在論及文化時，曾“言必稱希臘羅馬”，“言必稱盛唐”。這幾年我們也常講50年代如何如何，大有今不如昔之慨，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曆史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當跌入低穀之時，對曆史上人類所達到的境界和高度，也隻能“高山仰止”，成了人們向往和追求的目標，成了人們確定期望值的參照係。當今人們希望家庭電器化，期望有自己的小汽車、別墅，期望減少工作時間和強度，增加收入，期望社會民主安定。這是因為，這種生活，這種境界，在某些地區、某些國家已經實現，而我們隻要經過艱苦的努力，經過一定的時期，也可以達到或者接近。
期望值與其他社會心理因素一樣，對社會生活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它表現為推動作用和遲滯延緩作用。試想，一個人、一個民族如果失去期望，或期望失當，那麼必然就會影響人們的情緒和幹勁，進而影響總體的決策和對決策的實施。一般地說，當期望值與自身的條件以及國際國內的大背景相適應時，就會對社會產生促進作用；反之，如果期望值失當，即過高或過低，就會給社會帶來麻煩，產生遲滯作用。所以，期望值過高或過低都不科學，對社會發展不利。
期望值過高的危害在於：其一，會對決策者造成壓力，形成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局麵。建國後提出的“十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建十個大慶十個大寨”等等口號，就是高期望值的間接產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建設和改革的總方針是正確的，但也存在指標、速度過高、投資規模過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就會對生產造成破壞。欲速則不達，道理就在於此。其二，會造成消費早熟或曰超前，造成物資短缺緊張，影響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目前我國人均國民收入不足500美元，但城鎮居民的電視機、收錄機、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普及率已分別達到93%、52%、60%和13%。一對青年人結婚，城鎮已需6000～8000元，有的甚至高達10000多元。搞攀比，講排場，已成風氣。這種消費態勢，已遠遠超過了國力，也超過了西方國家與我國國力相當或略高時的水平，大有“錯把中國當美國”之勢。從目前的情況看，消費超前的弊端已經顯露出來：工資的過快增長，物價的輪番上漲，物資的嚴重短缺，已取消的票證的恢複，引起了人們心理的動蕩和社會的不安。更為危險的是，有些人甚至將產生此問題的原因諉過於改革開放。如果不盡快抑製消費，搞得不好，會給改革和建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其三，期望過高終會失望。期望總要實現，如果期望超過了現實所提供的條件，成為空中樓閣，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必然會造成失望，甚至會使人喪失信心，從此一蹶不振。鼓起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不易，但如果用虛幻的口號，用廉價的不切實際的許諾去鼓舞人，那是十分愚蠢的。由此造成的人們的心理失落和不信任感，很難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