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近代史上，容閎是一位傑出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者。他於1828年11月17日生於廣東澳門附近彼多羅島的南屏鎮，1912年逝世於美國。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實現“維新中國之目的”，他把全部熱情和精力都獻給了祖國，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為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一
容閎的愛國主義思想形成何時？這雖不能明確地劃一道時間界限，但其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在他於美國留學時。留學期間，他就非常關心國內政治及人民所受的痛苦。他曾說：“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製。”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曆史。自鴉片戰爭帝國主義打開中國的大門後，帝國主義強迫中國訂立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殘酷地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清朝統治階級原來采取閉關政策，這時又轉向崇洋、媚洋，勾結洋人。國內政治更加腐敗，階級矛盾空前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發生，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切，是他愛國主義思想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政治基礎。
容閎由於家境貧寒，受中國傳統教育不多，自幼就在澳門一個教會學校讀書。後於1847年隨一個美國傳教士赴美，在美國先後學習了8年。到美國後，生活上比較困難，常常半工半讀，“灑掃拂拭”，“劈柴、生火”，“雖嚴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並替同學辦夥食，替“兄弟會”管理圖書等。盂鬆學校曾以“畢業後願充教士以傳道”為條件，要資助他，被他拒絕了。他說：“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況誌願書一經簽字，即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為中國謀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蓋人類有應盡之天職，決不能以食貧故，遽變宗旨也。”為了盡“維新中華”之“天職”，保持其自身的獨立和為祖國服務的自由，他甘於放棄這種“資助”。
容閎於185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他是第一個留美畢業的中國學者。在校時，他刻苦用功，成績優秀，“名譽頗佳”，美國很多人士希望他留居美國。美國人特韋契耳說：“容閎畢業時受到了莫大的勸誘，讓他改變終生的打算。他留居美國已久，具備徹底歸化的資格。事實上，他已經是美國公民。他理智上、道義上的一切興趣、情感和愛好，使他在美國如在故鄉。而且，由於他的畢業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機會向他開放了：隻要他樂意，他可以留在美國並找到職業。”由於清朝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他在本國人當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視、猜疑和敵對。擺在他麵前的是一派陰鬱險惡的前景。”但他考慮的不是自己的安逸、享樂和得失，他堅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說：“予之生於斯世，既非為哺啜而來，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則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實行於中國耶？”這是一顆飽含愛國熱情的赤子之心。可以看出，留學期間，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得到了升華。1855年，他毅然回到多災多難的祖國。
二
歸國後，容閎的愛國主義思想得到充分的表現。
歸國不久，在廣州，他目睹兩廣總督葉名琛對革命人民的屠殺，僅一個夏季就殺了75000人！他描述當時的慘狀：“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彙為汙地。……擲屍溝中，無需人力更施覆蓋，以屍中血色之蛆，已足代東土而有餘，不令群屍露少隙也。”這個沉痛的描述，反映了他對清朝反動統治者的極度不滿：“予自刑場歸寓後，神誌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筋中。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為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幾欲起而為之響應。”1860年，他從上海到南京，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軍進行了實地考察，向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條建議。這七條建議，都是關於發展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的良方，是他多年籌熟於胸中的“維新”大計。
他考察太平軍的結論是：“太平軍之對於人民皆和平，又能竭力保護”；而“官軍之殘暴，實無以愈於太平軍”。同時，他指出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真正原因：“雖然，太平軍之起，固宗教上逼迫使然，實則亦非真因，不過爆發之導火線耳。……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黃金累累，無非暮夜蒼苴，官吏既人人欲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為能事。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
另一方麵，他看到了太平軍的缺點，“予每見太平軍領袖人物，其行為品格與所籌畫，實未敢信其必然”，因為“其所招撫，皆無業遊民”，“迨占據揚州、蘇州、杭州等城，財產富而多美色，而太平軍之道德，乃每況而愈下”。他看到了這一革命所帶的宗教和遊民的落後性、破壞性，看到了它後期表現出的弊端和失敗的必然性。從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後期的內訌、墮落及其革命的失敗看，不能不佩服他的分析是比較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回國後，一切都很不順利。他曾數度失業，幾易就職部門，執著地追求他的理想，想找合適的部門、適當的機會以實現他的抱負。正如他所說：“一旦遇有機會，能多用我一分學問，即多獲一分效果，此豈為人利益乎，抑欲謀全中國之幸福也，予幹所事，屢次中輟，豈好為變遷哉？”
容閎一生幹過兩件比較大的事業，一是派送赴美留學生，一是幫助洋務派曾國藩購買機器，建立江南製造局。
另外，中日甲午戰爭時期，他在美國得知消息，“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給蔡錫勇接連寫了兩封信，通過他向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議借外債，以充裕對日作戰的經費。在這些建議中，雖然有“雇傭外兵五千人”，“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西無論何國”的糊塗認識，但其在國家危亡之際表現出的憂國憂民、堅主抗戰的精神卻是非常可貴的。就拿抵押台灣向歐洲國家借款一事來說，也不是什麼大錯。在強兵壓境，全國危急的形勢下，抵押出去猶可收回，而被別人侵占，則永無歸還之期。清朝的國力已衰弱到無力保證國土完整的地步，一個資產階級學者，還能想出什麼更高的招數呢？
1898年的戊戌變法，對容閎來說，太對心思了。新政中的很多條款都符合他的思想，所以他對這一運動大力讚助，他的寓所，“一時幾變為維新黨領袖之會議場”。慈禧集團發動政變後，他被迫逃出北京，到上海租界中躲避。他參加了“中國強學會”，曾被選為第一任會長。由於慈禧集團勢力的強大，戊戌變法不久就失敗了，“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也悉被慈禧集團廢除，未能實行。處在這樣的情況下，容閎也未能發揮出他出眾的才華，在清政府的通緝下匆匆逃到美國，老死異邦。
三
容閎一生參與了不少政治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他花費心血最多、終身為之奔忙的，是他的教育計劃。可以說其他活動都是圍繞這一中心的。他在美國留學時，便立誌改造中國的教育事業。他說：“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學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容閎的教育計劃，他自己歸結為派遣留學生這一措施，實際上，其內容要豐富得多。例如，他向太平天國提出的七條建議：“一、依正當之軍事製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武備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製度，及厘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布各級學校教育製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七、設立各種職業學校。”這七條中，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等四條是直接關於教育的主張，提得非常具體。他把教育的範圍擴大到了軍事、實業，把教育同政治、軍事、經濟密切地結合起來，反映而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要求國家安定，發展資本主義的迫切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