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怎樣認識容閎對外國資本主義的態度問題，對評價他的一生是極為重要的。
在對待外國資本主義的態度問題上，容閎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
要救中國，隻有維新；中國要維新，隻有學習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整個改良派的認識，容閎的這種思想尤其濃厚。他所設想的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綱領，便是按照歐美國家的實例提出的。這雖然沒有什麼大錯，但由於沒有科學地分析國內形勢，不重視內部的力量，忽視了中國由於長期的封建社會及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特點，有過分依賴外國的思想，所以就產生了一些錯誤的思想和行動。在甲午戰爭中提出雇傭外兵及向外借款，在甲午戰敗後向張之洞建議的所謂新政策：建議聘請外國人做外交、財政、海軍、陸軍四部的顧問。這些打算，無非是借西帝壓東帝的幻想，其思想仍停留在魏源“以夷製夷”的水平上。鄭觀應、陳熾等人在此點上就比容閎看得深。他們指出，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必須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不能一味仿效、依賴西方。事實上，當時西方國家采取的政策是慫恿日本侵華，不可能借款或派兵來幫助中國，即便是按容閎的辦法做了，也是前門拒狼，後門揖虎，飲鴆止渴而已，並不能使中國獨立富強起來。容閎的活動實際上起了為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滲透、瓜分中國辯解和製造借口的作用，與他的救國願望完全背道而馳。這種現象在當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革命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力量弱小，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並與之結合，在反封建及維護國家獨立的過程中，對“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存在一種幻想，想依靠外國資本主義的幫助推翻國內的封建勢力，靠資本主義國家的互相牽製保持平衡。容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依賴思想比別人更濃。這是因為他從小受教育於教會學校，留學8年，後又數度出洋辦事，並與外國人結親。他對外國，尤其對美國有深厚的感情，稱它為自己的第二祖國。他隻看到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文明，較少看到它的侵略性。
但是，他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還是有所認識的。1854年他在上海海關職任僅4個月，不顧海關以高薪勸留，憤然辭職，其原因就在於他鄙視商人與海關“狼狽為奸、以圖中飽”的賄賂貪汙行為，又有感於“中國人為中國國家服務，奈何獨不能與彼英人享同等之權力，而終不可為總督稅務司耶？”在英商公司任書記期間，他警告了酗酒鬧事的美國人，拳打了挑釁的英國人。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舉動。事後他仍憤憤不平：“蓋自外人辟租界於上海以來，侵奪我治外法權，凡寄居租界之中國人，處處於勢力範圍之內，受彼淩辱，時有所聞……”表示了他對治外法權的反對，伸張了正義，起到了鼓舞中國人民起來抵禦外侮的作用。
1859年3～10月，容閎到產茶地區采購絲茶（屬買辦性質），了解了對外貿易情況，發現：“自有西歐之汽船、電氣及各種機械輸入中國以來，中國工界乃大受其影響，生計事業幾已十奪其九。”並有感於從前湘粵人民尚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迨後外洋機械輸入，複經國際戰爭及通商立約等事，而中國勞工界情勢乃為之一變，此不僅擾亂中國工業製度，且於將來中國經濟、實業、政治上皆有莫大影響也”。他對外洋機械的輸入和不平等條約簽訂的後果表示了憂慮和不滿。
容閎在上清政府的條陳中，第一條就有在要建立的汽船公司中，不許外人為股東，不許外人做經理和職員的意見。第四條認為：宜禁止教會幹涉人民訴訟，以防外方之入侵。對教會幹涉中國內政表示不滿和不安。一個受過係統資產階級教育和熏陶的人能有此等覺悟，此等見識，可謂難能可貴。
在留美學生監督任內，他對當時秘魯等國販賣華工的慘狀作了一次實地調查，並向政府作了報告。報告中附有24張照片，形象地揭露了外國資本家毒打、燒烙華工的罪行。他憤怒地揭露：“秘魯華工之工場，直一牲畜場，場中種種野蠻之舉動，殘暴無複人理……”他揭露了秘魯專使的欺騙行為，拒絕了秘魯訂約招募華工的要求，並促使清政府禁令華工出洋，減少了當時中國勞動人民被繼續販賣的痛苦。“豬仔之禍，乃不如前此盛矣。”他對中國勞動人民有著深切的同情。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容閎的基本立足點是在中國人民一邊。在愛國與崇外的矛盾中，前者始終占主導地位。他始終不渝地為中國的富強而奮鬥，就是最好的說明。
六
愛國主義是容閎思想的精髓，行為的準則。
他一生曾參與過洋務運動，也投身過戊戌變法，還同情過農民革命，並“幾欲起而為之響應”，他的思想可謂複雜多變，因而有人說他是洋務派，有人說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而我認為，他的思想雖變化多端，但始終遵循著一條主線，這條線就是愛國主義。
他不是純而又純的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同情農民革命。他又十分崇拜西方資產階級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想在國內發展資本主義。在當時的情況下，洋務派的一些“自強”措施也使他歡欣，並加以讚助，他想借洋務派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理想。至於參加戊戌變法，那更是他渴望已久的了。
他曾把救國與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身上，當農民運動的現實使他失望之後，轉而寄希望於封建權貴人物。他對洋務派頭子曾國藩特別推崇，把曾看成第一知遇，是實現自己誌願的主要靠山。他的比較大的幾項活動，都是在洋務派官僚的讚助下進行的。赴美購辦機器和選派赴美留學生借助於曾國藩的勢力，籌辦國家銀行得力於張蔭桓、翁同蘇推崇。結識和依屬封建權貴，向封建政府和封建權貴上條陳，提建議，進行遊說，博取信任和獲得權力，以便自上而下采取改良辦法，實現中國的資本主義化，這便是容閎畢生的活動方式。在封建統治階級掌權的情況下，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他既沒有革命的思想，就不得不通過封建政府來實施自己的救國主張。他依屬洋務派官僚的目的既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發財，而是為了借助這些人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教育計劃等救國方針。同時，洋務派初期提倡的向西方學習“船堅炮利”總比頑固派拒絕接受任何新鮮事物強，他們所辦的軍用及民用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起了刺激作用，容閎將其引以為同道也是可以理解的。
容閎雖然和洋務派有過密切的關係，但他們之間也有分歧。容閎同情太平天國運動與洋務派堅決鎮壓這一運動截然不同；容閎要求發展民族資本、商業資本與洋務派頭子們極力發展官僚買辦資本是有矛盾的；容閎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並有一定崇拜西方的思想，但愛國思想非常突出，與洋務派勾結帝國主義、賣國求榮、犧牲民族利益的罪惡行徑，是有區別的，而且區別非常之大。
容閎一生都在追求，在尋找振興祖國的良策，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人的思想是發展變化的，或變好，或變壞，或好壞交替出現。容閎的思想雖不成熟，往往做出與自己意願相反的事，但他一生都在不斷前進。他雖追隨洋務派，但他又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派，早年就有改良思想，在他的一係列活動失敗後，認識到“而於帝國根本上的改革，認為不容稍緩之事”。後來更是推崇並積極參加了戊戌變法。晚年他又同情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曾給他寄贈照片。作為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和行動是一貫的，他在一步步蹣跚著走向真理。
與頑固派的所謂愛國不同，容閎的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封閉的，而是建立在向先進學習、改變落後麵貌基礎上的，它有利於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是他高於其他愛國主義者之處。我們今天宣傳愛國主義，就應該教育人們多吸取這種精神，這對於四化建設是十分有利的。這就是研究容閎這個曆史人物給我的一點啟示。
（載《石嘴山黨校學報》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