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1年，臧克家在《精煉、整齊、大體押韻》一文中就說：“有些同誌提出創造新詩的新格律的意見，有的同誌在用作品試驗一種新的格律。這都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歡迎的。”同輩人的影響，是極為重要的，這是一種潮流。但在潮流中隨波逐流，就難免產生偏頗。
第三，不欣賞“四人幫”橫行時期詩歌的假、大、空，但卻未抓住當時詩歌假大空的實質，以及思想的、社會的根源，隻從“大”上著眼，“大”上開刀。而事實上，症結不一定全在“大”上，小也可能假，也可能空。
誠然，當時的詩歌無病呻吟，感情虛假，空話、廢話、大話、標語口號充斥，動輒成百上千行。臧克家將這股不良詩風，概括為“既長且空”，大部分有良心的、正直的詩人以沉默相抵製。在“左”傾思想盛行、個人迷信登峰造極的年代，要麼唱讚歌，要麼喊口號，詩歌的作用，在於點綴政治，它是奴婢，是歌妓。真正的詩人，是不會出賣自己的良心以取寵的。臧克家對詩的現狀是不滿的，但他未找到症結所在，或者明白了，但不敢說，總之他要扭轉詩風，隻從形式入手。這個時期，他寫了50多首反映幹校生活的舊體詩，名之為《憶何陽》。他很得意，認為在詩歌形式上作了新的嚐試和探索。不過這種探索，路子同樣很窄。這些詩，形格勢禁，拘拘束束，比起以前的《烙印》等詩表現出的風格，判若兩人。形式是變了，卻偏重於詞藻技巧，不能包容更熾烈的感情、重大的題材和恣肆的想象。所反映的生活，也多是單薄的，拘束的。發表出來，讀者麵窄。足見詩的好壞，關鍵在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假大空不好，假小空也未必好。
三
如前所述，臧克家是在古典詩歌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詩人，雖然他也受過新月派詩歌的影響，但他沒有接受新月派吸收外國詩歌特長的傳統。在他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向外國詩歌學習，而過多強調的是向民歌、古典詩歌學習。這是片麵的。但他重視詩歌形式，其主要觀點（特別是早期的）是積極的，可以為群眾及詩歌工作者接受。對於《新詩形式管見》，平心而論，雖不可行，但其探索精神也是可嘉的。況且，他把問題說得也不是很絕對。就在《新詩形式管見》一文中，首先，題目就是“管見”，說明並非全麵，隻以一家之言出現。其次，是“試驗”，不是推廣。再次，他表示，絕不是說就隻能按“管見”提出的形式寫，各種形式，並行不悖。其目的，在於使讀者“喜歡看”，“喜歡聽”，“記得牢”，“動於衷”。不管持何見解，在此點上，可能不會有什麼歧義。
再看實踐，臧克家本人也並未被自己的“管見”徹底羈絆。早期的自不必說，在其後迄今的創作中，形式也是很自由的。雖然大部分詩作都不長，但在節、行、韻步等方麵，跳得都是“自由舞”。就以他的《曆史無私最公允，歡呼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言，長達51行，不分節，韻步也很不整齊，有“三項決議望中來”這樣的三韻步句，也有“讓鄧小平同誌坐上去，全會決議大大符合人心”這樣的多韻步句。再後來，在1979年出版的《今昔吟》中，也有新近寫的像《無限崇敬和懷念》這樣近60行的作品。可見，他並不過分拘泥於形式。
新詩的發展已有60多年曆史，在反對封建主義，進行文學革命，反映我們時代火熱的革命鬥爭中，新詩發揮了巨大的戰鬥作用。湧現出像艾青、賀敬之、雷抒雁、舒婷等一大批老的、年輕的，為人民群眾所愛戴的詩人。新詩本身，也在從《嚐試集》開始的嚐試，走上了比較成熟的階段。但問題仍然很多，新詩尚未擁有最大多數的讀者，這除了與民族的文化素質有關外，與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有極大的關係。形式問題，就是一大問題。謝榛說：“凡作近體，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此詩家四關。使一關未過，則非佳句。”賀拉斯說：“在安排字句時，要考究，要小心，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戶曉的字便會取得新義，表述就能盡善盡美。”何其芳也說過：詩特別是新詩，“應該寫得內容集中和單純”。前人的經驗，包含許多真知灼見，我們應當認真學習和借鑒，使新詩“以少的字句裝下多的內容”，“既大氣磅礴，撼動人心，而又含煉有味，魅力引人”。從這個意義上講，臧克家對詩歌形式不懈的探求，是有益的，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載《石嘴山黨校學報》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