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清朝時期自不必說，就是民國、蔣介石統治時期基本上還是買辦的封建主義的獨裁統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進一步擴大，帝國主義控製著中國的經濟命運，半殖民地程度有所加深。1929年中國入超隻有3．195億元，1932年達8億多元，帝國主義的商品壓製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民族資本主義有衰落的趨勢。1927年在中國紡織業中中國人占有錠總數的59．7%，到1931年下降到55．7%，殖民地化程度加深。蔣介石政治統治與經濟統治的基礎是上海與武漢的大資本家大地主，他們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對內實行獨裁。雖然其政權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國家機構，實際上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建立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的前提條件，而這個官僚資本又成為“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有著極其密切的聯係，它始終同反動政權結合在一起。四大家族控製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命脈，政策概出蔣介石一人之手，它是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具有明顯的封建性，買辦性、壟斷性、腐朽性和寄生性這些基本的特征，因此，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會。
馬克思曾經設想，社會主義社會隻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建立。列寧發展了這一理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上發生。因此有了十月革命，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其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建立的，包括我國在內。這說明，今天的社會主義現實，已與馬克思當年的設想大不相同。這主要的就是社會主義所賴以建立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條件不同，因為資本主義不隻意味著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等等，還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對封建落後的意識形態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小農思想等的清除，“平等、博愛、民主”思想的建立和商品經濟、大生產觀念的確立。而其中的民主意識、商品生產觀念等等，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特別是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是社會主義建設所必不可少的。中國沒有經過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更談不上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所以社會主義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十分落後，很不理想。我們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比在封建主義基礎上更為容易；相反，在封建主義或者半封建主義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其困難更多，阻力更大。
中國的曆史條件決定了我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隻能從最基礎的工作開始做起，而不能超越客觀的曆史條件。列寧明確地認為：“在剝奪了地主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設初級形式的可能性。”從基礎做起，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不是已十分完善，十分發達了，而是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它的性質無疑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具體特征上，還顯得很不成熟，還比較落後，與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與社會主義的高度發展階段有較大距離。
初級階段說的第二個曆史依據，是我國30多年的經驗教訓。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國家也有一個反複實踐的認識過程。就是說，正因為我們在建國後沒有及時認識到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企望快速發展，企望在短時期內過渡到共產主義，在指導思想上脫離了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單憑主觀願望辦事，在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對我國社會主義處在什麼階段理論上不清楚，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不久的1958年，《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在實踐上，追求絕而又絕，大而又大，公而又公，因此，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本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子就太快，原計劃3個五年計劃完成的工作，結果隻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著搞“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味地“反右”，忽視發展生產力，而隻注重“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停頓地變革生產關係，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思想嚴重地泛濫起來，最終導致了十年災難。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事實證明，當時我們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混同了，還沒有認識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社會主義若幹個發展階段，更沒有認識到我國還必須首先經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那種想在一個早上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想法，超越了曆史發展的階段性，違背了社會發展的曆史規律，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因此，受到了曆史的懲罰。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夕，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同誌在會見科內舍茨時說，30多年的試驗證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這是對建國後這段曆史的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結論。建國以後，在意識形態方麵，也有許多失誤，鄧小平同誌說：“我們進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製，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這個教訓是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沉痛得不能再沉痛了。唐太宗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於我國30多年社會主義的曆史，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作了深刻的總結，我們的一切失誤，歸根結底在於指導思想的失誤，在於我們沒有清醒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和麵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現實條件，企圖超越時代，依靠主觀的力量辦一切事情。總而言之，是極“左”思想所結的一枚酸澀的苦果。